回溯歷史數據，我們便能更清晰地認識到2010年的確是很多經濟數據拐點之年，如GDP增速、流動人口增速等。這也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到2010年的時候，就到了一個極限，之后經濟雖然仍能維持中高速增長，但已經逐步走向衰弱了，盡管采取了多種措施來穩增長，尤其是貨幣擴張方面力度最大，但效果卻在遞減。

因此，這種“衰退式膨脹”現象，最終的結果應該是多項指標負增長，如房地產投資負增長，工業負增長，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負增長，最終導致GDP短期內負增長。我發現，從增長的峰值至零左右的增長，均會間隔一段時間，如房地產開發投資間隔了五年，粗鋼產量增速的峰值發生在2005年，負增長發生在2015年，前后間隔了十年。當粗鋼產量的增速下行時，意味著中國重化工業化也步入了后期。如今看來，確實如此，重化工業的產能過剩現象尤為嚴重。

最有意思的是，澳門博彩業的毛收入增速的峰值居然與房地產投資增速的峰值出現的時間均為2010年，而且澳門博彩業的收入變化與國內的房地產投資增速有明顯的相關性。2010年，澳門博彩業的毛收入增幅達到57%的峰值，對應的收入為1900萬澳元，至2014年達到3600萬澳元后，即出現負增長，2015年回落至2300萬澳元，大跌34%，且下跌勢頭延續至今，從峰值至負增長也只間隔了四年。

那么，澳門博彩業那么快就陷入低迷，是否是執行八項規定的結果呢？并非如此。據亞太博彩研究學會會長曾忠祿分析，2007年起內地對國家工作人員到澳門旅行實行嚴格限制，來澳的政府官員及國企高管減少。2007年以前，內地豪客主要是政府官員、國企高管、民企老板，2007年以后，以民企老板為主，尤其是房地產老板。也就是說，正是由于房地產投資增速的回落，房價漲幅趨窄才是導致博彩業低迷的最根本原因。

在《財富》發布的2016年中國500強企業排行榜中，我發現房企整體營收能力出現下滑，只有萬科、恒大、萬達、中國海外等42家房地產企業上榜，且未有一家房企擠入前20強。

以此推論，可以預期，在今后5到10年內，工業增加值的負增長和GDP的負增長，都有可能出現，因為衰退的信號早在2010年的前后就發出了。

為何是資產價格膨脹而不是通脹

——以更廣的視野看貨幣現象

為何中國在90年代中期之前的貨幣擴張導致的是通脹，90年代中期之后的貨幣擴張，卻導致了資產價格泡沫呢？這可以從美國70年代出現的滯脹發生的原因上去理解。

通脹即總需求大于總供給，美國的高通脹主要發生在70年代和80年代初，主要原因與石油危機有關，油價上漲帶動了其他商品價格的上漲；其次是科技發展放慢，使得經濟缺乏增長點，同時對降低成本也沒有起到作用，使得經濟出現滯脹（如今頁巖氣、風電、太陽能等新能源的大量應用，使得油價大幅走低，從而抑制了通脹）。在70-80年代初，全球化進程雖然開啟，但大范圍的產業轉移并未形成，生產要素的利用率不高，全球貿易的增速緩慢，導致了全球的供給處于短缺狀態。這才有了羅馬俱樂部對于未來人口膨脹和食品短缺的擔憂，認為經濟增長是有極限的。

中國在90年代中期之前也是處在供給短缺狀態，因為當時中國還是農業大國，勞動生產率低下，故貨幣超發引發了惡性通脹。但90年代中期之后，隨著價格管制的放松，極大激發了市場化導向下勞動生產率的大幅提高，加之發達經濟體的傳統制造業由于成本原因而大量向中國轉移，使得中國最終成為全球制造業第一大國和國際貿易第一大國，商品的供給能力大幅提高。

這就是為何中國在90年代中期之后沒有出現高通脹的原因，而發達經濟體基本上也是在90年之后沒有出現高通脹——全球貿易繁榮和產業資本的全球配置帶來的結果，它可以看成是新興經濟體向發達國家輸出不在當地消費的廉價勞動力。為此，美國就曾指責中國的出口導向政策是“輸出通縮“。

但是，自2011年之后的這六年來，全球貿易增速大幅回落，美國聲稱要再工業化，反映了各國經濟低迷導致總需求的不足，逆全球化的趨勢隱現。這對中國這樣一個出口大國是最不利的，導致中國嚴重的產能過剩。好在中國的勞動力年齡人口數量是從2012年之后開始下降的，勞動參與率也在下降，因此就沒有因為產能過剩而導致失業問題。

與此同時，中國的部分制造業，尤其是加工業也向勞動力更低廉的國家轉移，因此，商品的價格沒有因全球貨幣的超發而明顯上升，當全球貨物的流動性放緩的時候，資本的流動性則在加快，跨國投資和并購的交易額在不斷增加。據商務部統計，2015年，我國對外非金融類直接投資創下1180.2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值，同比增長14.7%，實現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連續13年增長，年均增幅高達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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