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與柯西金舉行了“機場會談”，雙方達成了簽訂一個關于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沖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等四點臨時措施的協議。會談中柯西金還提出了在鐵路和航空交通、高頻電話通信等方面聯系正常化；建立和發展雙方的經濟聯系，擴大貿易往來，簽署當年并次年的貿易議定書，確定目前五年計劃(1970—1975)期間雙方經貿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議。周恩來答復說，將就這些建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匯報。柯西金同時還以蘇聯政府的名義請周恩來向毛澤東轉達希望兩國關系正常化的愿望。表露了與中國緩和關系的迫切心情。9月18日周恩來秘密致函柯西金，建議雙方都承擔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進攻對方的義務。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復周恩來：建議“實行嚴格的監督以遵守蘇中兩國間的空中界線”，并建議簽訂一個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國家間的專項協定。[44]這就等于在兩國關系最緊張的時候，向中國做出了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正式保證。顯然蘇聯試圖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系，擺脫處于中美聯合壓力之下的被動局面。

然而，蘇聯領導人的口頭保證并不能消除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的實際壓力，更無法消除對中國進行“核手術”的威脅，何況毛澤東也不可能僅憑與蘇聯的一紙協議就更改剛剛開始調整的對外戰略方針，從而造成國內和國際間認識上的混亂。因此，1969年9月11日晚7時柯西金剛飛離北京不久，中國外交部就電話通知蘇聯駐華使館：次日將發表的經雙方商定的關于兩國總理會談的消息文稿須做一些改動，刪去“會談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氣氛中進行的”一句。不久，蘇駐華使館參贊葉利扎維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詢問緣由，喬向上一指，暗示沒有最高層的同意，就是國務院總理也不能處理這樣的問題。[46]對于柯西金提出的諸項建議，中國方面也基本沒有響應。全國對蘇備戰的緊張氣氛依舊持續升溫。10月中旬全軍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從中央到地方都處于臨戰狀態。中蘇邊境地區的中國軍民更是劍拔弩張，不可能再談及對蘇緩和問題。10月20日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后，蘇方拒絕討論“機場會談”達成的協議草案，不承認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甚至否認雙方所達成的諒解，中國認為蘇方態度有所后退。此后至1978年6月，由于雙方在邊界問題立場上的分歧，談判雖然持續未斷，但也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

中蘇雙方在會談、談判上的交手從另一個方面表明，蘇聯擔憂中美聯合抗蘇，從而在保證不會對中國發動進攻之后，想避開邊界問題上的爭執，謀求從根本上改善兩國關系，一再強調緩和蘇中關系符合兩國利益及社會主義陣營利益，利于反對帝國主義的斗爭及對越南等國人民的支持。但是長期存在的蘇聯對中國的強大壓力已經使毛澤東選擇了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新戰略，對于蘇聯方面的種種建議自然就不會、也無須再加以注意。毛澤東已經用邊界問題在對蘇政治斗爭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國得以在國際戰略大格局的變動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動權。

1970年毛澤東打破了中美20年長期交惡的局面，1971年展開對美“乒乓外交攻勢”，1972年2月毛澤東與美國總統尼克松“第一次握手”。在中美聯合抗衡蘇聯威脅的態勢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澤東又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思想。最后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策略，[50]明確了通過劃分三個世界，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首要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統一戰線的主旨，最終完成了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策略的調整。毛澤東從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出發，以戰略目光和策略技巧動一子而活全局，促動了國際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打開了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取得了中國外交的突破性進展。

文/李丹慧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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