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界沖突的升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實行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與蘇結成盟友，在政治、經濟、技術等各方面倚重蘇聯的支持和援助，為中國的建設贏得了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和物質基礎。特別是1954年至1956年蘇共二十大前，蘇聯對華政策的基礎發生根本性轉變，開始糾正斯大林在蘇聯與新中國關系中的某些錯誤做法，基本解決了斯大林時期遺留的問題，使中國得以在平等的基礎上與蘇聯進行合作，中蘇關系愈益密切，中蘇邊界問題自然也被擱置。盡管中蘇邊境地區在1950年代始終處于平靜狀態，但歷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條約及兩國邊界問題畢竟還是懸而未決，邊界爭端的始因依舊存在，這即在兩國關系中伏下了邊界沖突的隱患。

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中國共產黨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及和平過渡、和平共處等問題上與蘇共產生分歧，對赫魯曉夫和蘇共處理波匈事件中的“老子黨”及大國主義作風表示不滿。對于莫斯科的非斯大林化趨向，毛澤東也逐漸由對蘇共新領導批判斯大林的大黨、大國主義及獨斷專行等作風的贊同，轉變為對赫魯曉夫集團完全否定并改變斯大林的理論和路線的憂慮，從而增加了對蘇聯的戒心，開始改變在經濟上完全依賴蘇聯幫助的建設方針，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中蘇之間的不和諧因素由此愈益增多。至1950年代末，中蘇兩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方針政策及對外戰略的方針政策上發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這種分歧造成中蘇在國家利益上的嚴重對立。赫魯曉夫為迫使中國就范采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極端措施，先行邁出了破壞國家關系的第一步。此后，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擱置了幾十年的邊界問題被重新提出，歷史的傷疤復又揭開。

1959年9月初，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米哈伊爾·齊米亞寧為赫魯曉夫進行訪華而準備的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地位”的長達30頁的絕密報告中談到：“蘇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國展開了反對教條主義和被稱為‘百花齊放’的運動”，“右派分子”“對蘇聯提出了大量的領土要求”。齊米亞寧認為，“很難確認在反右斗爭中公開發表這一類言論的目的，即使考慮到我們的朋友們的戰術意圖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還是指出：“盡管有過右派分子的叫囂，中國朋友卻從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開提出過所謂‘對蘇聯的領土要求’”。[8]這是目前發現的蘇聯官方文件中第一次對中國在中蘇邊界問題上的態度的反映。盡管當時中蘇關系已趨向惡化，齊米亞寧對中國重提舊案也是滿腹疑團，但還是客觀地未將“右派言論”視為中國官方的態度。9月末，赫魯曉夫訪美后趕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十周年慶祝活動。10月2日在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進行的長達7小時的會談中，赫魯曉夫就中印邊境事件對中國進行指責。周恩來則反駁說：你們領土問題處理得也不好，你想證實一下嗎？[9]示意中蘇之間也有領土歸屬問題尚待解決。這是自“中蘇蜜月”以來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內部會談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責。邊界問題已經提到了中蘇關系的議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蘇聯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挑起了第一次邊境事件，1962年4-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區策動6萬余中國公民越境逃往蘇聯。中蘇邊境地區的平靜和安寧從此不復存在。是年12月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講話，就中印邊界沖突責備中國說：蘇聯完全不認為印度想同中國打仗，中國單方面停火后撤當然很好，但是中國部隊當時不從原有陣地前進豈不更好？與此同時，赫魯曉夫還針對中國與印度的邊界沖突，指責中國為什么沒有興趣收回澳門和香港，而與印度糾纏。

為了回擊蘇聯，1963年3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公開提出，《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是沙皇俄國政府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文章重申中國政府在新中國成立時就宣布，對于歷史遺留下來的歷屆中國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條約要按其內容承認、廢除、修改或重訂。對一些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中國政府一貫主張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前維持現狀。質問說：你們提出香港、澳門這一類問題，“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條約問題通通翻出來，進行一次總清算呢”？此后，1963年9月27日中國外交部照會蘇聯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條約問題。11月19日中國外交部的照會又進一步明確指出“整個中蘇邊界有很多問題需要討論”。

這以后，邊界問題便正式提到中蘇兩國的外交談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蘇雙方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在談判中，中方要求蘇聯肯定俄國沙皇政府與中國清政府簽訂的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而蘇方拒不承認那些條約的不平等性質。雙方立場對立，談判因此未獲結果。在此期間，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評1963年12月31日赫魯曉夫就和平解決領土和邊界爭端致世界各國政府首腦的信，認為“放棄使用武力解決領土爭端和邊界問題”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效勞的新騙局”。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還指責這份文件是修正主義的、反馬列主義的文件。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時提出：“大約一百年以前，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才成為俄國領土，于是，海參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蘇聯領土了。這筆賬我們還沒有算。”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對外提出中蘇邊界問題，引起國際上重大反響。9月10日毛澤東又對法國客人解釋此事，說明這并不是一定要蘇聯把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歸還中國，而只是說這是不平等條約，關于這樣的問題還多呢。這即充分表明了中國在中蘇邊界問題上的根本立場和目的。兩個月后，蘇聯對此做出了反應。赫魯曉夫在9月15日與日本議員的談話中強調：“蘇聯的領土是歷史形成的”，“蘇聯的邊界是神圣的”，　“誰膽敢破壞它，誰就會遭到蘇聯各族人民的最堅決的反擊”。赫魯曉夫還提出：“中國的歷代皇帝是不次于俄國沙皇的掠奪者”，他們“奪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10月毛澤東在分別會見崔庸健和巴盧庫時又進一步提出了蘇聯違犯中俄不平等界約而侵占的中國領土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國現在是“采取攻勢，說些空話”，使赫魯曉夫“緊張一下”，“其目的是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毛澤東時代的中蘇領土糾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