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俄羅斯在亞洲能源市場上的結構性權力

相對歐洲和中亞—里海地區而言，俄羅斯在亞洲能源市場上扮演著新興出口國角色。受“頁巖氣革命”和“烏克蘭危機”的雙重沖擊，俄羅斯開始積極推進能源東向戰略，進而實現出口市場的地緣最優平衡。作為東北亞地區唯一的油氣出口國，俄羅斯在亞洲市場上的結構性權力來自利用進口國間的相互競爭實現出口市場多元化，同時依托油氣管道布局提升其在亞洲的地緣政治地位。

就石油管道而言，在中國和日本就“安大線”與“安納線”展開激烈爭奪時，俄羅斯于2004年提出第三方案“泰納線”。該方案將輸油管道的起點和終點分別定在伊爾庫茨克州的泰舍特和太平洋沿岸的納霍德卡。“泰納線”對“安大線”和“安納線”的折中本質上是對日本“安納線”建設方案的認可和支持，但在中日關于管線建設次序的爭奪中，俄羅斯決定先行建設泰舍特—斯科沃羅季諾一期工程及斯科沃羅季諾—大慶的中國支線。“東西伯利亞—太平洋輸油管線”最終成為俄羅斯石油東向出口的重要依托。由于同時控制管道的出入口，該管線的貫通助推了俄羅斯對日本、朝鮮半島及其他亞太國家的石油外交。

在天然氣管道方面，俄羅斯對東北亞天然氣出口將著重依賴雅庫特恰揚金斯基經哈巴羅夫斯克至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天然氣管線（“西伯利亞力量”）和阿爾泰管線（“西伯利亞力量-2”）。2014年，中俄相繼簽署《東線供氣購銷合同》和《西線天然氣供氣協議》，歷時二十年的中俄天然氣“馬拉松談判”取得實質性突破。圍繞中俄西線天然氣管道的過境國地位，蒙古國與哈薩克斯坦展開競爭，并提出經該國鋪設管道具有“安全、路程短和草原條件”等優勢。在跨朝鮮半島天然氣管道方面，盡管俄韓于2011年達成了從海參崴經朝鮮至韓國的管道天然氣項目路線圖，但來自潛在過境國朝鮮方面的政治風險直接影響到該項目的實現可能。就俄日合作而言，2011年福島核泄漏事件后，天然氣被日本認為是替代核能、克服能源危機的最可行方式。2012年，日本同意與“俄氣”就天然氣管道項目展開共同研究。對日本而言，俄羅斯是穩定的油氣供給國，而提升對俄能源關系將相對降低對中東的進口依賴并提升自身能源安全。

由于亞洲能源市場的融合程度遠遠滯后于歐洲和北美，俄羅斯便具有了利用進口國之爭尋求利益最大化的契機。俄羅斯對東北亞的石油出口與東北亞國家降低對中東石油進口依賴的迫切需求相吻合。根據2009年正式批準的《2030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俄羅斯計劃在東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建立一套完整的石油和天然氣提煉、運輸和供給體系。俄羅斯促進統一天然氣管道系統的努力將有助于其成為連接東北亞天然氣市場的地區內紐帶。然而，俄羅斯的能源出口多元化政策將難免受到東北亞地緣政治局勢的影響，其中包括朝鮮半島局勢走向及美日、美韓同盟關系等因素。特別是“頁巖氣革命”后，美國已分別取代沙特和俄羅斯成為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國。這一因素的掣肘必將導致東北亞能源市場的利益博弈更趨復雜化。

三 俄羅斯在國際能源定價機制博弈中的結構性權力

能源出口通常是一國經濟崛起和本幣國際化的助推器。作為世界能源市場上的油氣生產大國，俄羅斯具有強烈意愿謀求與自身油氣生產和出口實力相匹配的能源定價權。俄羅斯推出“石油盧布”計劃和“天然氣歐佩克”設想的根本目的是借助油氣出口之力推動盧布成為能源交易的結算貨幣，進而啟動盧布國際化進程。然而，由于本國經濟對世界能源市場的脆弱性依賴以及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結構性權力缺失，俄羅斯撬動現行國際能源定價體系的努力嚴重受挫。

自20世紀60年代至今，國際石油定價機制經歷了從西方跨國公司寡頭壟斷到石油輸出國組織合謀定價，再到與石油期貨和現貨市場價格掛鉤定價模式的演變過程。目前，美國、歐佩克和非歐佩克石油輸出國、世界主要石油期貨市場是國際石油定價權的主要擁有者。具體來看，在“石油—美元”體系下，美國通過調整國內貨幣政策影響作為石油交易媒介的美元幣值，進而達到控制國際油價的目的。紐約商品交易所和倫敦洲際期貨交易所利用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WTI）和北海布倫特原油（Brent）的期貨價格影響全球石油現貨價格。由于全球能源市場供求基本面因素變化，歐佩克通過減產推高油價的市場影響力正在減弱。

俄羅斯對現行國際石油交易規則的挑戰主要包括石油定價權及美元的結算貨幣地位。就石油基準價而言，在歐洲市場上，俄羅斯烏拉爾原油主要掛靠北海布倫特原油計價。2011年后，北海布倫特原油價格反超西德克薩斯中質原油價格的歷史性逆轉為俄羅斯石油出口帶來巨大收益。在亞洲市場上，“東西伯利亞—太平洋石油管道”開通后，作為遠東輸油管道的唯一油源，俄羅斯力推俄羅斯混合原油成為亞太地區的基準原油，但俄羅斯混合原油最終與新加坡交易所推出的迪拜原油掛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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