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印度藍姆迦（　Ramgarh　），訓練行軍的中國駐印軍。

但“新秩序”畢竟遠在天邊，如何在東方對日作戰才是燃眉之急。早在1939年，美國陸海軍聯合委員會就認定美軍無法在兩洋同時發動進攻；1940年底，在海軍作戰部長斯塔克的建議下，羅斯福決定采納“先歐后亞”的主張，以德國和意大利為第一期作戰對象。1941年12月美日開戰后，盟國在西太平洋的海空力量遭遇重大損失，更沒有可能立即發動反攻。英美兩國遂決定組建西南太平洋四國盟軍總指揮部（ABDA-C），并在美國陸軍體制內成立中緬印戰區（CBI），先使日軍向南太平洋和澳大利亞推進的速度遲滯下來。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宣稱：“美國在該地區的政策的目的是使中國繼續作戰……使它能夠迫使日本入侵者付出不斷提高的代價。”至于如何反攻則全無規劃。

按照美國陸軍部的理解，CBI是美方的一個作戰單位，應當服從ABDA-C指揮；但考慮到中國戰場的特殊地位，華盛頓決定任命蔣介石為CBI名義上的總司令。作為一國元首，蔣在ABDA-C不包含中國代表的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服從其調度；而陸海軍聯合委員會完全沒有考慮到這層問題，反而在1942年2月派約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前往中國，擔任CBI參謀長兼該戰區美軍司令，這就使問題變得更復雜了—史迪威既是CBI下屬美軍部隊的主官，又是戰區總司令蔣介石的幕僚，還負責管理該戰區美援物資的分配。一身擔負三責，既管軍事又管政治，這是強硬直率的史迪威根本無法駕馭的；偏偏日本人在緬甸的推進又異常迅速，史迪威不得不倉促命令中國軍隊投入作戰。

1942年春天中國遠征軍在緬甸的失敗造成了史迪威和蔣介石的第一次爭吵：在美國人看來，中國軍隊未能表現出足以承擔對日反攻重任的戰斗力；在相當長時間里，中國在軍事上的價值僅僅是“迫使日本在中國保留一支龐大的常規軍，并為這支軍隊提供給養”。蔣介石則認為，史迪威在完全未與中方協商的情況下即要求遠征軍開往緬甸，使中國白白損失了大量兵員，其能力與動機都值得懷疑。要使重慶方面確信中美聯合作戰的真實性，華盛頓就必須予取予求地向他提供物資和金錢（1941年美國對華租借物資作價2600萬美元，僅占當年租借總額的1.7%），并使一切援華物資由中方自行調用；在這項要求獲得滿足之前，中國軍隊將采取守勢。

蔣介石的“抗戰建國”

相較于美國對華戰略的猶豫，蔣介石在對日戰爭中的目標從一開始就很明確。1938年4月，國民黨在武漢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了著名的“抗戰建國綱領”，設定了四大目標：國際外交方面，本著獨立自主精神，聯合世界反侵略國家共同奮斗，以消滅侵略、取得和平；國內政治方面，以地方自治為基礎，為憲政實施作準備，并在憲政實施前組織國民參政機關，團結全國力量、集中意志推行國策；國民經濟方面，實行計劃經濟，以期國防民生相與合一，改造中國為堅強的民族國防體；文化思想方面，發揚固有道德，提高科學知識，啟迪民智。簡言之，蔣氏打算利用全國一致對外、各黨派皆擁護國民黨領導地位的時機，實現以國民黨為唯一核心、建設現代國家的目標。

當然，蔣介石深知單憑中國的國力不足以完成“建國”，他的如意算盤在于：中日戰場遲早會融入世界范圍內的反法西斯戰爭，國際局勢發生變化之際，就是中國獲得“建國”外援之始。從1938年起，他積極鼓吹中日戰爭國際化，尤其要使“英美法各國能與其他太平洋有關國家共同團結……消除日本所認為不能采取共同行動之幻想”；1940年美日關系趨于惡化后，重慶政府更公開聲言“我國當隨美國之領導、自無待言”，條件是美方提供“空軍與經濟之援助”。為了要挾羅斯福，蔣介石甚至暗示中國有可能單獨對日媾和，以敦促美方開啟租借物資援華進程。到1943年為止，“單獨媾和”一直是蔣氏和美國人討價還價時的要挾條件，并且屢試不爽。

珍珠港事件后兩天，國民政府正式向軸心國宣戰。蔣介石對這一表態相當自得，他認為美國參戰后，中國的“危險已過大半”，中國戰區的壓力自當由英美來分擔。但經歷了1942年春天緬甸的失敗，蔣氏突然發現假如美國的軍事和財政援助不到位，自己用于“建國”的政治和軍事資源很可能在對日勝利之前就被消耗完，因此當即決定轉入守勢。華盛頓對此相當緊張：盡管美國海軍在1942年夏天阻止了日方的推進，但“民主國家兵工廠”的工業優勢暫時還沒來得及轉化為壓倒性戰斗力；倘若中國在此時崩潰、或者在軍事方面喪失影響力，美日戰事的短期前景難言樂觀。

在“先歐后亞”已成定局、軍事援華不可能貿然增加的情況下，赫爾國務卿決定開出空頭支票，用外交手段激勵重慶方面的斗志。1943年1月11日，英美兩國發表聯合聲明，廢除過去一個世紀內的一切不平等對華條約，改簽平等新約。蔣介石對此相當興奮，他宣稱此舉“是我們中華民族在歷史上為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頁”。但鼓勵反而助長了蔣的錯覺，他愈發覺得在不戰不和的情形下推進“建國”希望甚大，并且沉迷于國內政治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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