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促使社會穩定的思想，是基于所謂的權力原則，也就是政府一直向民眾灌輸、現在已完全確立的原則，父母有天賦予管教子女的明確的權利，這種權利終生都不能取消，需要絕對維持，直到其中一方死亡才能解除。皇帝被捧為眾黎庶共同之父，因此也被賦予統治百姓的權力，猶如一家之主。在這種意義上，他擁有“大父”的尊稱，又因皇帝被神化，高踞于凡人之上，所以自然地他有時自稱為世界上唯一的君主和天子。同時為確證所謂的忠孝，新年初一都要隆重舉行皇帝向太后跪拜的禮儀，朝廷大臣也奉命行禮如儀。按照完全建立在父權制上的原則，各省官員成為管轄省份的父母官，各縣市的官員也是父母官;各部的首腦同樣像一家之主治理他負責的部門。

十分遺憾的是，這套理論上可行的管理制度，實行起來卻出現許多弊端;所謂統治者父母般的關愛，被統治者的忠順，不如更恰當地解讀為一方專制、獨裁和壓迫，另一方畏懼、虛偽和反抗。

皇帝首先采取不公開露面的做法，很難說是出自對百姓的關愛，反倒可用猜疑心加以解釋。統治者或許意識到自己犯下暴行，或者因實施暴政，必然不愿現身于受其迫害的群眾中，擔心有人為報復他本人或手下的暴行，突然暗中刺殺他。總而言之，中國皇帝極少公開露面，僅保留崇高身影的做法，看來是建立在極不相同的一種自我保護策略上。統治者背后運用權力，讓遠近都感受到影響，比經常在群眾前現身，被眾所知，更能打動人心，更令人生畏。埃列烏西尼安(Eleusinian)秘教教士深知人類的這一性格弱點，秘密操作，更顯得有力，需要蘇格拉底的智力，才能讓百姓擺脫對他們的恐懼。另外據希羅多德告訴我們迪奧塞斯(Deioces)一旦在埃克巴坦納(Ecbatana)當上國王，再不愿接見他以前為之辯護的群眾，他認為拒絕讓人看見，更有利于讓百姓知道他是百姓之上的國王。確實，如果群眾經常接觸有權有勢有力的人物，和他們無拘束地密切往來，每天都眼見他們日常的生活起居，那么將大大降低群眾對他們的崇拜。正如偉大的孔德(Conde)所說：沒有人在自己的奴仆面前是英雄。

中國皇帝不愿常接見百姓，多半出自這方面的考慮，而不是怕遭到傷害。皇帝本人僅在盛大典儀上出場，由全體朝廷大臣和許多官員簇擁著，他們都聽從他的指揮，一聲令下都俯伏在他的足下。

嚴刑逼供是中國法律中最壞的部分，但他們自己說這種方式很少施用，除非被告的案件出現有力的證據。對于行為不端的案子，通常使用的刑法是拶指，特別用來懲罰淫婦。

確實，百姓的習性是，只要大家有一碗飯吃，一點醬油當作料，少花幾文錢，就不會起來造反;而政府深信這一點，所以首先考慮在全國各地設立官倉，儲備谷物，在饑荒年代接濟貧民。然而，在這革命的年代，人心思變，現在我將加以敘述。

政府各級部門都是一套下級絕對服從上級的體制。從第一品到第九品的政府官，都以父權為基礎按己意當場對人施以杖刑，而且無須先審判，或正式開庭，有如長輩責罰晚輩。地方官可以任意懲處輕犯者。官員當場審理自然使小百姓害怕，因此，百姓上衙門去見官就像學童去見嚴厲的老師。但皇帝父輩般的仁愛在處罰時甚至得到百姓的承認，罪人可以請求皇恩減杖，但這種寬免多半不起作用，因為可以輕易補足減免的板子數。

此種顯然體現父輩關愛的實際措施，不僅限于一般群眾，而且擴大到各階層各種類的人，僅止于皇帝足下。從第九品到第四品的朝廷官員，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輕罰其下級，皇帝則在認為有必要教訓時命令對廷臣及其他四品官施以杖刑。大家都知道已故乾隆曾命令打他兩個兒子的板子，盡管他們早已成年，其中一個，我相信就是當今的皇帝。

在中國旅行期間，我們難得一天看不到打板子(Pan.tse)，即竹板，總的來說這不能叫作“輕”刑。漢人挨打時凄厲呼叫，韃靼人卻保持沉默。漢人在挨了若干板子后，理所當然地跪著，極恭順地感謝施刑者父輩般的關愛，讓他改正錯誤;韃靼人則口出怨言，爭論漢人有沒有打他的權力，或者一言不發離去。

在外國人看來，可笑的是，一名官員趴在地上，等待比他只高一級的官員下令打板子。但同時又難以抑制義憤心情目睹人性之淪喪，竟然有人不分情況甘心忍受奴仆或士兵的肉體刑杖，而且打完后，挨打的還要卑躬屈膝觸摸打他的板子。然而政府竭力采取消除由此引起反抗的政策。這樣做的唯一動機是要表示長輩般的關愛，使人感到處罰并不丟臉出丑。政府的一個奇怪看法是，除皇帝外，人人都應受到相同的體罰，但處罰必須得體，受罰者必須完全順從，或者完全信服，真正做到下級完全服從上級，結果自然是人人都具有奴性。防止百姓抱怨最有效之法是，讓百姓看到，有權處罰他們的人，也一樣要受到別人的處罰。我估計，杖刑必定是中國最古老的刑罰之一。我們難以想象它怎能在一個已開化的社會中存在，而不是僅留在社會的原始階段。

俄國對輕罪犯或行為不端的各層百姓也施加類似的處罰，但不同之處在于，執行不是公開的，而且只有君王才能命令施罰。沙皇彼得(Czar Peter)確實總親手打廷臣的棍子，挨打的并不以受罰為恥或者丟臉，反之，據說從此刻起，還成為他的寵臣，得到他充分的信任。偉大的蒙茲科夫(Mentzikoff)經常鼻青臉腫地離開他的宮廷，但仍然得到主子的寵信，日益變得重要。甚至在今天，或者最近，朝廷命令施加的笞刑，即非公開的鞭打，仍談不上是丟臉。但這種可惡的體罰要么完全停止，要么處于施行的最后階段。在一個有教養的民族中，這種專斷的體罰不可能長存。

這兩個確實是世上現存的最大帝國，瓜分了全球可居地的五分之一，各占十分之一，但在政治環境上卻有所不同。一世紀前，俄羅斯剛脫離野蠻階段，一世紀后，它盡可能在歐洲諸國的工藝和軍備中占有一席之地。兩千年前中國的文明程度已接近或相當于今天的中國。兩國都是專制政府，人民都是奴隸。俄人的天生創造力在一定程度上多半被嚴寒制約，發展不如中國那樣易于覺察。那么，我們要問，為什么兩國在進步上差別如此巨大?我認為，首先，有兩個原因。俄國邀請和鼓勵外國人向百姓講授工藝、科學和生產知識。中國則驕狂自大，加上排外，所以拒絕和禁止外國人往來。俄語容易學，百姓學外語也不困難，漢語則十分難學，學習方法有缺點，需要一個人花半生的時間方能運用，而且他們除自己的語言外不知其他語言。一個有青春活力，力量和知識日益增長，另一個年邁多病，目前的情況下不可能有任何變化。

總的說，政府官員雖然按制度是君王和百姓之間的中介，卻是百姓的最大壓迫者，百姓投訴無門，無法把冤情上達圣聽。中國沒有中等階層，這類人擁有財產，思想獨立，在所在地方上有一定的影響和勢力，不亞于當局。然而，事實上，中國只有官和民。如果有人靠做生意，或搞生產發了財，他只能私下享受。他不敢住進大宅，穿好衣裳，以免鄰居發現他比別人富有，向當地官員舉報，官員控以奢侈罪名，輕易將他繩之以法，沒收他的財產。

機靈的鮑先生(Mr.Pauw)說，中國完全被鞭子和板子統治。他應當再加上兩樣東西：年歷和北京公報，作為政府的施政手段，二者都有助于管治。年歷的刊行是為了傳承迷信風俗，顯然政府鼓勵百姓使用。公報是一種媒介，把當今帝王的品德和仁愛傳播到國家的每個角落，其中記錄了政府官員不僅因犯法，也因失職受到的懲罰。因此，如有省份遭遇饑荒，那么，為首的官員因未采取預防措施被貶官。這份小冊子的公報每兩天出一次。傳教士說公報上有時刊登死亡的虛假消息。公報還虛報不曾有的戰役，宣布不存在的勝仗。康熙、乾隆和當今皇帝的幾道詔令可以提示真相，其中警告遠方的將官不要弄虛作假，不要虛報殺死成千上萬的敵人，有時甚至根本沒有發生的戰役。教士們的意思僅僅是，如果編者敢于刊登并非來自官方的正式消息，那么他應當受到懲罰。

在中國刊印書籍和在英國一樣自由，出版行業對所有人都是開放的，在一個專制國家這點很特殊，這多半是唯一開放的事例。一般的看法是，只有在人人都受到保護、遵法守紀的國度才能享有出版自由。反之建立在專制制度、靠鎮壓百姓維持的政權，幾乎不可能長時保護出版自由。正是印刷術驅散歐洲長期遮蔽真理光芒的迷霧，開啟一條通往人類自由幸福的最佳途徑，由此造成教會權力的喪失。

在中國，政府好像并不擔心出版自由。明確制止出版有害書刊的方法是，不用審判當即處罰不端分子。這就足以限制濫出書籍。誹謗性書刊的印刷者、售賣者和讀者都要受到杖刑。我估計很少有人敢于出版批評政府或者批評大官的文章，如果出版必定招來殺身之禍。然而，盡管出版有風險，首都仍刊印報章，流通類似我們的新聞：秘史、私事、銷售消息以及宣傳假藥的奇效。我們得知，在一份報章里，甘若翰先生(Mr.Grammont)的信中提到葡萄牙傳教士看到其上的一篇文字，稱英人完全忘記向親王，還有向皇帝的大臣送禮。據說這篇虛假和蓄意的文字是由另一篇引發，其中暗示贈送給皇帝的禮物是不值錢的賤貨。又有人故意給禮物列一清單，包括一頭大小如鼠的象、巨人、矮子、如意枕，及種種荒謬之物。然而這類刊物特意不讓我們看見。作為皇上的貴客，我們不需自己購物，僅由皇帝供應我們需要的東西，他的官吏卻猜測我們需要什么。

像中國這樣的大國，2000多年一直保持穩定而沒有根本變化，在民族歷史上是特殊的現象。他們雖然自吹歷史悠久，但也有一定的根據：在基督誕生前400年他們已經基本上組成一個國家，服從同樣的法律，受同樣形式的政府管治以至于今。他們著名的哲學家誕生在那個時代，他的著作始終受到尊重。著作中確實包含了政府一直采用的治國之方和百姓的道德規范。據說在他之前君主政體已建立了2000年。

同一個國家難得同時具有的種種有利條件，使中國能夠保持國內的安寧。多數人因語言難學變得愚昧順從。人們有信仰自由，沒有人強迫他們信仰自己不喜歡的宗教。然而他們受到教訓要保持清醒頭腦，不信任他人，而且人人都保守，猜疑鄰里，因此必定缺乏社交活動。除家庭圈子外，沒有集會，除新年外，也沒有節日的慶典。中國從來沒有群眾任意發泄對政府不滿的集會，這類集會加上酗酒鬧事，往往引起沖突和暴行。中國百姓在政府中沒有發言權，他們沒有想爭取他們應有的權利，他們必定心甘情愿忍受壓迫，遭踐踏;帝王或者官員可以按己意隨時行使手中的權力。百姓無意尋求反抗政府的方法，政府對此毫不擔憂。

偶爾也發生局部的因極端貧窮而引發的叛亂，在歉收和饑饉的季節，老百姓得不到救濟，不得不用暴力維持生計。據史書記載，所有騷亂幾乎由此產生，從一些事例看，當大災發生，正常的秩序就被破壞，甚至蕩然無存。然而，我們的中國隨員告訴我們，有些省份存在秘密會社，其主要目的是要推翻韃靼政府。他們秘密集會，發泄對韃靼統治的不滿，思念舊朝，傾訴今日之不幸，密謀復仇。即使這樣，現在的社會狀況也不會同意他們的主張。其結果將是可怕的。韃靼士兵將大肆殺戮，因農業生產慘遭破壞，許多刀下余生者必定枉死于饑荒。他們既得不到別國的援助，也不能自己儲備余糧。國家要富足、興旺，農業是根本，因此為努力防止谷物欠缺，中國歷代政府都把發展農業視為首要任務。

（節選自《馬戛爾尼使團使華觀感》，作者：[英]喬治·馬戛爾尼，約翰·巴羅；譯者：何高濟，何毓寧，商務印書館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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