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道爾（John W. Dower）已經七十六歲，是麻省理工大學（MIT）歷史系的退休教授。2013年11月1日，我在該系的會議室里靜靜地等他，面前是為他帶來無數榮譽，包括普利策獎、美國國家圖書獎和班克羅夫特獎（美國史學界最高榮譽）在內的著作《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

毫無疑問，《擁抱戰敗》價值卓越。它用極其優雅卻力道沉重的語言為讀者梳理了占領期日本的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風俗等方方面面。它批判戰勝者的意志和邏輯，批判他們在戰后日本荒廢的、懺悔的土地上推行一種野蠻和傲慢的“美國化”。它也剖析戰敗者既希望忘記過去又想要超越以往的復雜心態，其中有悲慘、迷茫、悲觀和怨恨，也有希望、韌性、遠見與夢想。

在美日同盟日趨強化的年代，對于占領期的歷史，回憶似乎因懷舊的感傷而增添了些許甜蜜的味道，但道爾的梳理與還原打破了幻象。相比可以想象的美國人救世主式的高漲熱情、對異教徒降伏般的白人至上主義、極度理想主義卻造成無數問題的徹底改造，道爾更有興趣的是觀察戰敗者日本。他記錄了曾經“一億一心”、打算“櫻花般純潔、優美凋謝”的日本人怎樣轉身擁抱革命、擁抱民主、擁抱戰敗。一方面，極端民族主義的教化、盲信的狂熱被欣然迅速地拋棄，另一方面，戰后人們貪婪、自私、頹廢卻旺盛的生命力也編織出一種奇異、天真、淺薄的戰敗文化。

日本在美國學界、政界和大眾文化中形象的變化在該書中也有著豐富而生動的記錄：戰時美國媒體將日本人描述為野蠻人、虐待狂、瘋子，或是殘酷暴虐、狂熱盲從的“猿人”（Monkey-man）。美國作戰新聞處（OWI）的文件甚至曾將日本文明的模式形容為“近于神經強迫癥的臨床癥狀”。而到了占領期，由于“潘潘”、“夜之女”等專門服務于占領軍的性工作者是如此流行而普及，征服者對戰敗日本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了“色情化”，也從此造成美日關系中假想的男女角色。日本從一個野蠻、殘忍、險惡而強大的民族，弱化為易于操縱、百依百順和以備享用的女性胴體。而1960年代以后，日本以經濟奇跡風靡和震驚大半個世界，此前一度被麥克阿瑟形容為“四等國家”、“十二歲孩子”的日本，似乎一夜間完成了復仇般的崛起，“領導民族”、“大和魂”等狂妄言論重返歷史舞臺。

道爾作為著名的左翼學者，一直致力于對美國的占領政策，包括麥克阿瑟本人的作為進行批評。他將麥克阿瑟在這場政治盛典中扮演的角色形容為“新的君主，藍眼睛的幕府將軍，家長式溫情的軍事獨裁者，浮夸而又極度真誠的歌舞伎男主人公”。他也批判占領軍以專制的方式實行民主，并以獨裁者的身份擁有了媒體審查等他們在國內不可能擁有的權力。道爾對保留天皇制、東京審判和美軍基地等造成諸多歷史遺留問題的政策進行了大篇幅的批判，尖銳而不留情面。

采訪當天是一個異常溫暖的冬日，但窗外狂風大作。也許是因為天氣，道爾遲到了幾分鐘。我本想從《擁抱戰敗》這本書開始談起，他卻先聊起了棒球。畢竟，兩天前，歷史悠久的波士頓紅襪隊剛剛贏得了2013賽季美國職棒大聯盟（MLB）冠軍，整個城市還沉浸在一種節日狂歡過后的慵懶與疲倦中。

民族主義還是愛國主義？

東方歷史評論（以下簡稱“東”）：感謝您接受采訪邀請。對一本中國的雜志談論美日關系似乎是您很少做的事。

道爾：我樂意接受你們的采訪，因為我喜歡你們雜志試圖做的事。現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刻，如果從單一的視角出發，很多政治政策和學界觀點會變得非常狹窄，除非你能后撤、從他人的視角看待問題。日美關系也不僅僅是這兩個國家的事，全世界很多國家的學者都對此有所思考，比如澳大利亞學者Gavan McCormack寫了一本《附庸國：美國懷抱中的日本》。不過，開始我們的主題之前，我想問問，你對體育有興趣嗎？比如棒球？

東：當然，波士頓紅襪剛剛贏得了MLB年度冠軍，祝賀你們。

道爾：謝謝，非常感謝。如果有機會你應該去紅襪隊的主場芬威球場（Fenway Park）看看，有幾百年的歷史，很古老、很漂亮的地方。我想說的是，你如果能夠仔細看看這個地方，尤其是在世界系列賽的比賽中，你會發現這是一個極度愛國主義的地方。很多運動都是很有戰斗性的，要求忠誠、強調榮譽，運動員們像士兵一樣作戰、推崇英雄主義。但芬威球場尤其如此，上面飄滿了美國的國旗，而且你會發現一面非常有趣的旗幟，MIA/POW旗幟。你知道它的意思嗎？

東：我不知道。

道爾：這是美國很有名的一面黑色的旗幟。MIA是軍事行動失蹤者（Missing in Action），POW是戰俘（Prisoner of War）。這旗幟是在告訴人們，我們是越南戰爭的受害者，越南人還在扣押著我們的士兵作為戰俘。這旗幟在芬威球場上飄揚了很多年，還在郵局、公立大學、各種政府機構門前飄揚。它告訴人們的是美國人對越戰的一種感受：我們是受害者。

東：有意思。這里可是美國最自由主義的城市之一，波士頓。

道爾：是的，非常有意思。在我認識的人里，我幾乎是唯一一個想要問問“為什么我們要懸掛這旗幟”的人。它到處都是。如果日本人或是中國人做類似的事，我們會說這是“民族主義”或者“超級民族主義”，但我們自己做的時候，我們會說這是“愛國主義”。民族主義是個壞詞兒，那是別人干的，我們這樣則是熱愛我們的國家。這事兒非常莫名其妙。

事情的另外一面則是受害者文化，人們總覺得“我是受害者”。中國人在回憶二戰時會想起自己是日本侵略者的受害者，這有非常正當的原因，但他們沒有想到自己也是體制的受害者。這就是民族主義者的視角。美國人想起越南戰爭會覺得自己是受害者，但沒有想到我們在越南殺害了二百萬人民。那是一場可怕的、殘暴的戰爭，但從普遍意義上，看看我們的旗幟、紀念碑和體育比賽的儀式，我們會把自己看成受害者。華盛頓的越戰紀念碑是一個如此宏偉美麗的建筑，你去到那里，看到五萬八千多個死難的美國士兵的名字，所有你能想到的就是他們是戰爭的受害者，而且覺得他們是英雄：他們為國家犧牲—這是真實的，這令人悲哀，戰爭摧毀了如此之多的生命。但是，在這些背后，是死去的二百萬越南人，我們看不見他們。這里就是受害者文化的問題，它使你無法看見事情的另一面。

談這些可能有點跑題，但我想用這個來說明，日本、美國和中國都有類似的對過往歷史神圣化的問題，歷史是非常復雜的。

我去芬威球場中觀看比賽，賽前儀式中，陸軍、海軍、陸戰隊、警察部隊帶著他們的槍支和旗幟列隊入場，其中一面旗幟就是MIA/POW—在其他美國國旗、馬薩諸塞州州旗、波士頓市旗等之中。這讓你回想起戰爭和這種受害者文化。不了解體育運動就很難了解美國文化，那種競爭的、雄性氣質的甚至充滿暴力的感覺。比如水門事件后，曝光的錄音帶讓我們有機會了解政治領導人如何在私下談話。我們會發現他們使用的語言非常粗糙，甚至粗魯；另外一面，我發現他們使用大量的體育術語來比喻政治。

東：您是想提醒我們，中國人、美國人、日本人看待歷史時都難免偏見與短視，是嗎？

道爾：如果你想要理解你閱讀的材料，你要理解它的寫作者是誰，以及寫作的時代是什么。因為即便我們想要保持非常公正無偏見，我們所提出的問題也會被我們所處的時代塑造。

談及日本的歷史，中國人可能更多談論的是日本的戰爭罪行。的確，日本的右翼和民族主義者試圖“篡改歷史”，將那段歷史神圣化。但從日本人的視角出發，在日本有大量的人群不贊成那些右翼和民族主義者的觀點。在日本，當你走進任何一家大的書店，你能發現海量的圖書，包括“日本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日本的戰爭罪行”、“南京大屠殺”，大量批判性的作品，文字或圖像記錄，是關于戰爭責任的。你在日本行走，也會發現各種規模不等的博物館是關于前述主題的。大量的日本學者在相關方面的研究非常出色，令人印象深刻。但令人遺憾的是，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來，中國的很多大眾傳媒對此選擇性地忽略了，像是對此毫不在乎。

美國的大眾媒體也在刻意強調“日本人”美化戰爭罪行。右翼人士、部分自民黨、新民族主義者的確想要對那段歷史輕描淡寫，但你同時能在日本找到不計其數的資料—比如有一本很好的期刊，就叫做《戰爭責任研究》，至今已有近二十年的歷史，日本歷史學家在此發表了大量的嚴肅著作。難以想象，這么多歷史學家的努力，二十年的時間，卻偏偏不能吸引中國人或是西方記者的注意。

糟糕的是，美國的記者，還有中國人，總是想寫“那些”日本人，他們忽略了日本的大量文獻—這不是小圈子的學術文獻，而是大眾的、流行的書籍，包括圖冊、新聞記者作品、二戰老兵回憶錄，他們記載、討論、研究二戰中的日軍暴行。中國人如此執著地談論日本如何歪曲歷史，但事實上從沒有人像中國這樣歪曲過自己的歷史。我想坦誠地跟你講，我從來都認為中國的革命是必要的，但中國有沒有發生過大饑荒？“大躍進”的歷史是怎樣的？“文化大革命”呢？這些都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中國人指責日本歪曲歷史的時候，明顯使用了雙重標準。

美國人也總喜歡用手指指著日本說：民族主義、審查制度、美化侵略歷史。我總想說，這不是真的。不但因為很多日本人沒有那樣做，還因為這是明顯的雙重標準：我們沒有批判性地審視美國的歷史，沒有批判性地看待我們在越南做了什么。雖然我們還是可以寫出作品，不被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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