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并非總是在國際社會中特立獨行。相反，這個國家的領導層和國民輿論一度強調，讓日本成為先進強國共同體中體面的一員是極為重要的。在20世紀20年代，它曾享有這個地位。它在華盛頓會議（1921~1922）期間簽訂的條約就是象征。在一項條約——海軍裁軍條約中，日本被公認為三個首要強國之一；與美國和英國一起，日本將謀求保持世界的軍備平衡，為穩定亞太地區貢獻力量。三國連同法國簽訂的另一條約，為一項機制準備了前提，在此機制下，每當穩定受到威脅，各國可以相互協商。最重要的是，九國公約（由日本、美國、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荷蘭、葡萄牙和中國簽訂）確立了在華的國際合作原則。八個簽約國將為第九個簽約國——中國而合作，維護后者的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堅持機會均等原則，為穩定政府的成長營造環境。日本是新條約體制的正式成員，歷史學家稱此體制為華盛頓會議體系。由于30年代諸多歷史的核心問題是日本挑戰這些條約，我們最好在開始時分析一下體制的內容。
“華盛頓會議體系”一詞，或簡稱“華盛頓體系”，在20年代不為時人所用，之后也未成為一個含義清晰的法定概念?？墒牵瑫h剛完，人們就紛紛議論“華盛頓會議精神”，而一國在亞洲行為的好壞，也往往視其對此精神的損益而定。這樣，與其說它意味著明確的機制，不如說暗指一種思想狀態；它表達了列強相互合作，維護地區穩定，協助中國逐步轉型為現代國家的意愿。人們視之為列強的單方政策，或為特定目的締結的排他性同盟或協約的替代物。不同于二者，華盛頓體系所象征的理念，是有利于地區穩定的多國磋商與合作。同樣的，這個精神的底色是漸進和改良，而非激進與革命。它反對既速且巨地改變亞洲的國際關系，而這正是共產國際和越來越多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主張。相反，華盛頓列強看重變革的演進過程，以保證和平、秩序和穩定。
就此而言，存在華盛頓會議條約所界定的國際事務體系(system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因為體系意味著某種現狀，意味著維持穩定反對急遽變化的機制。按華盛頓會議列強的設想，現狀并非固定不變之物，而是為漸進改良起見，它們彼此合作的制度。這么說來，它從屬于一戰后的國際事務體系，這個體系在《國際聯盟盟約》中得到明確闡述，又在諸如1925年的《洛迦諾公約》和1928年的巴黎條約等其他安排中得到重申。《洛迦諾公約》穩定了英國、法國和德國間的關系，而由大多數國家簽署的巴黎條約則闡明了各國不以武力解決國際爭端的原則。因此，華盛頓條約是一個不斷演化的世界性體系的一部分。
一項經濟制度構成了體系的基礎。所有華盛頓條約的簽約國，通過接受金本位制而相互聯系。更準確地說，這項機制叫“金匯兌本位制”，它要求各國接受黃金為國際經濟交易的媒介，將其貨幣與黃金掛鉤，并堅持貨幣的可兌換原則。憑借這些手段，人們相信跨國界的商業活動將平滑運行，讓所有人獲益。金本位貨幣國家占了世界貿易和投資的大部分，這讓華盛頓體系成了金本位制的同義詞，并靠其維系。由于這些國家大多是先進的資本主義經濟體，華盛頓會議體系的特征可說是資本國際主義，甚至可說是帝國主義的新形式。
的確，華盛頓會議沒有消滅帝國。大多數簽約國繼續保有殖民地，其中一些還在戰后獲得了新殖民地。不過，與此同時，它們承諾不在中國進一步擴張。相反，它們將彼此合作，讓中國恢復一定程度的獨立，使其最終憑借自身力量成為一個穩定因素。正因如此，中國是新體系成功運轉的關鍵。與舊式帝國主義不同，華盛頓體系號召先進殖民國齊心協力，促使中國漸進轉型。4同時，中國也必須為此與他國合作，以成為華盛頓列強共同體的正式成員。
直至20年代末，總體而言，這個體系致力于為亞太地區帶來秩序和穩定。華盛頓條約的簽約國幾乎沒有明目張膽的單方行動，在試圖和中國修訂舊約時，列強保持相互協商。而中國則逐漸通過與華盛頓列強合作而非挑戰之，來努力實現自己的抱負。誠然，中國國民黨最初堅決反對華盛頓會議條約，視之為使外國控制永久化的工具。但是，隨著他們取得軍事和政治勝利，他們成了國家的新領袖，也愿意修正一些激進的言論。1928年在南京建立蔣介石領導的中央政府后，他們不得不專注于國內統一和經濟發展，這些任務需要外國資本和技術，并緩解勢必抽干國內事項急需資源的國際危機。1928年至1931年，他們成就斐然。南京的政治控制所及，超過1912年清王朝完結后的任何時期。中國的基礎設施——道路、橋梁、電話和電報網——正靠著大多來自美國的引進資本建立起來。一個現代的教育體系正在培育下一代精英。中國的對外貿易量穩步增長，海關收入亦然。還是在外國專家的協助下，國內稅制和貨幣體系的改革，正逐漸弭息為禍國家數十年的財政混亂。
因此，中國領導層此時不是在千方百計推翻既存的國際秩序，而是要使國家融入其中，成為正式一員。中國將為重獲各項主權而奮斗不息，將自身建設為現代國家，但這些目標和華盛頓條約的合作機制是并行不悖的。事實上，可以認為華盛頓體系是為中國發展獲得外部支持的有力工具。美國、英國、日本及其他國家先后承認了南京政權，為修改關稅訂立新約，并為最終廢除中國二流地位的傳統象征治外法權，開始了談判。盡管談判拖延日久，但到1931年，中國和列強間的分歧已大為縮小，因此，中國法庭完全恢復裁判權看來只是個時間問題。值此關頭，日本軍隊動手了，這不僅是要反對更多地遷就中國的民族主義，還最終要徹底改變國際體系本身。
悖謬的是，這一對華盛頓會議體系的反叛，可以視作體系已逐漸鞏固的證明；反對者們不得不訴諸猛烈的手段來破壞它。在華盛頓條約體制中，列強已大致成功穩定了相互關系，將彼此往來的重點放在了經濟而非軍事事務上，并通過讓中國一步步融入全球經濟秩序，籠絡了中國的民族主義。正是這種成就，令日本的某些勢力——陸海軍軍官、右翼組織和國粹主義知識分子（nativist intellectuals）——陷入了絕望。在他們眼中，一個對中國步步退讓的國際體系，一個把本國福祉緊系于貿易平衡的起伏及匯率波動的全球經濟秩序，完全是一場災難。他們指責日本的領導層造成了一種局面，即本國的命運似乎越來越有賴于列強和中國的善意。除非行動起來，否則日本要不了多久就將完全受這些外部勢力的擺布。日本的反國際主義者們只看到一條出路：大力鏟除本國奉守國際主義的領導層，以扭轉國策的走向，并在中國采取行動，違抗華盛頓條約。他們判斷，在30年代初完成這些使命正當其時，且有可能時不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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