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然怒斥這一主張，其外交部發言人語帶譏諷地指出，分裂動蕩的不是別國，而正是日本；其政府已完全無力節制軍人。Ibid., p.14.開始時，九國公約的17其他簽約國還是不愿像美國那樣做到譴責日本的地步。英國只是對日本宣稱遵守條約表示滿意，法國、意大利和比利時等國隨聲附和。它們還沒準備好聯合對抗日本，其政府正忙于更切身緊急的事情，遂選擇接受日本的辯詞，即亞洲國際事務的基本體制毫發無損。

1932年1月底至2月初，日中兩軍在上海進行小規模戰斗時，列強認為形勢變得更加危急。在這場所謂的“上海事變”中，較量雙方一是在中國沿海的日本僑民和日本軍人，渴望著在中國東北得手后采取更多行動；一是中國的政治家、學生和激進分子，正從事有組織的運動反對日本侵略，所以，事變是“滿洲危機”的延續。不過，日本這次對國際輿論更加敏感，注意和列強尤其是美英法協商，以確保它們在上海的國民受到保護。列強則極欲彼此保持聯系，好讓事變快快結束。不出所料，中國向國聯提起申述。日本駐國聯首席代表佐藤尚武辯稱，中國不是一個“井然有序的國家”，所以日本是在努力恢復那里的法律和秩序，以便列強安享權利。但其他國家的代表不以為然，佐藤感到，日本“在世界輿論中徹底孤立了”。

這是日本自食其果，“滿洲國”新政府在3月1日成立時，這個后果變得更具破壞力。“滿洲國”是關東軍策動的產物，在世人面前卻被說成是當地人民自決權的體現。東京盤算，利用這種手段，即使是對中國領土和行政完整進行如此惡劣的侵犯，也能變得和華盛頓條約相容了。但當日本官員拒絕將“滿洲國”的地位問題提交國際仲裁與磋商，反而在9月15日單方面承認新傀儡政權時，他們自己就背叛了條約的精神。做出這個要命的決定，是在李頓委員會返回日內瓦并向國聯提交報告的一周前。報告指責日本的軍事行動是不義的，但也要求中國尊重日本和其他國家的權利。除了日本，國聯理事會的其他成員都認可了報告建議。

這時，日本政治進入了新階段。犬養首相在1932年5月15日被一群軍官恐怖分子刺殺一事，導致了日本政黨政府的垮臺。此前，已有兩位和20年代經濟國際主義關系密切的財界頭面人物遇害。這些恐怖主義行動的目的，18是建立和新外交政策相稱的國內秩序，其中，日本控制中國東北是新政策的核心。在這種環境下，毫不奇怪，日本政府對試圖保持西方列強的善意顯然不甚在乎。不過，東京沒有選擇公開否認現有條約。它還是堅持認為，“滿洲國”的獨立和日本對它的承認不違背九國公約，因為日本不過是在行使自衛權，以在一個沒有責任政府的國家保衛自己的利益，并積極響應當地人民自決運動的訴求。以此為由，日本希望得到華盛頓列強的同情，如果不是支持的話。

國聯投票一致通過李頓委員會的報告，使日本的期望落了空。對日本的一連串單方行動感到惱火，到1932年秋，西方列強的態度變得強硬起來。不僅是美國一直在重申不承認原則，英法等國對日本也越來越不滿，更有意愿斥責日本違反了九國公約。因此，它們贊成李頓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和建議是在意料之中，而這說明日本受到了排斥。很明顯，日本所謂從未違反條約的保證已無人當真，于是，日本選擇退出國聯。盡管發生了在中國東北和上海的事端，但日本依然擁護戰后的國際事務體系，這一謊言已不復管用；沒有國家會接受這種解釋，現在已到了直面這一點的時候。繼續待在國聯意味著放棄“獨立”的“滿洲”，東京的領導層認為，為了后一目標而放棄前者是值得的。

然而，這并不表明世界上正形成一個支持中國抗日斗爭的反日同盟。這仍然是中國領導人們的目標。的確，國民政府向國聯和世界輿論求助的政策，正面臨國內的強烈反對。民族主義團體要求采取更積極的行動，并動員全國發起抵制日貨等運動。為其所迫，蔣介石不得不下野，從1931年12月到1932年1月暫時離任。共產黨則高舉激進民族主義大旗，于1932年4月在江西瑞金的根據地對日宣戰。這是對蔣介石重新掌權的挑戰，他調集了50萬大軍企圖圍剿共產黨。同時，他希望列強制止日本對華盛頓體系的肆意侵犯。有意思的是，到1932年，“華盛頓會議精神”已成為中國人敦促列強履行職責懲罰日本的手段。正如國民黨的一份公告在3月指出，中國正在為條約必須遵守之原則而戰，否則世界將失去和平。4月，心憂時艱的中國公民在一次集會上發表聲明，稱華盛頓會議在亞太地區建立了和平，但和平正再度受到威脅，這場危機有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危險；為今之計，唯有聯合“堅守正義，平等待我”之國家。

盡管有如許希望，但列強們所能做的，不過是批評日本，對李頓委員會的提議表示贊同而已。華盛頓和倫敦都滿足于這些行動，某種程度上指望日本人終能悔悟前非，知錯改過。同時，美英都無意動用對日制裁來幫助中國。1932年是美國政治的轉折年，公眾都在關注胡佛總統和民主黨候選人富蘭克林·D.羅斯福的選戰。在對日政策上，二者并無分歧。實際上，在選舉期間，他們幾乎沒提亞洲危機。對他們及其支持者而言，更為緊迫的，是采取措施恢復國內經濟，至于外交事務，則是歐洲的債務和裁軍問題。彼時，歐洲列強正在召開裁軍會議，想看看能否保持住穩定英法德關系的洛迦諾機制。歐洲要維持現狀，大大仰賴于美國點頭施以援手，所以必須圓滿解決債務和賠款問題。隨著德國反對黨甚至德國政府都要求修改規定了德國的賠款數額并限制了德國軍備的凡爾賽條約，洛迦諾機制越發前途難卜。它尚未崩壞，人們也沒有戰后和平安排的整個體系陷于危險的強烈感觸。但是，對西方列強為維護體系而充分合作，人們已失去信心。在此形勢下，它們難以就采取集體行動、加強國聯懲罰日本的力度達成一致。

身處國聯和華盛頓條約體系之外的蘇聯，也不會獨力阻止日本。莫斯科沒有阻撓中國共產黨——或日本共產黨——發起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群眾運動。共產國際1932年5月的綱領，將“滿洲事變”定性為日本對20中國的侵略戰爭，認為這場戰爭激化了帝國主義國家間的矛盾，增加了再次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但這個綱領的重點不是建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國際同盟，而是促成日本的內部變遷，引發將帶來社會主義革命并消滅反動天皇制的資產階級革命。莫斯科的領導者們顯然判斷，西方不可能結成這樣的同盟，還很可能擔憂后者甚至會默許日本征服中國東北，以之為削弱蘇聯的有利舉措。在斷定蘇聯無法單槍匹馬對付日本后，他們選擇著力避禍。具體說來，蘇聯政府允許日本使用中東鐵路，還透露了將鐵路賣給日本的意思。蘇聯政府甚至暗示兩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有一次，它表示隨時準備和“滿洲國”訂立相似的協定，這當然意味著承認傀儡政府）。因此，當其他國家尤其是中國正回避雙邊交涉時，蘇聯卻愿意嘗試，至少作為權宜之計，以免促發危機，使帝國主義者有機可乘。

以這樣或類似的方式，日本的單方面侵略逃脫了處罰，除了受到國聯的責難，沒有招致各國的聯合反對。正如中國的代言人頻頻哀嘆的，日本人選對了時機，在西方國家因經濟危機陷入混亂，而中國自身又罹遭內亂天災的當口發難。不過，日本的行徑給別國政府留下的印象，是對華盛頓體系的首次公然藐視，這個反應決定了它們將如何應對亞太地區隨后的事態變化。然而，一戰后建立的國際事務體系在多大程度上瓦解了，或“滿洲事變”能否以某種方式納入其中，從而只構成微小而非重大的侵犯，這一切在1932年還很不明朗。很多事情還要看日本人接下來的一系列決策，以及列強對之如何理解。最根本的問題是，不管在中國發生了什么，日本和列強還將在何種程度上在該地區合作。倘若它們繼續合作，中國人和蘇聯人定會大惑不解——他們對終將爆發世界大戰言之鑿鑿。否則，爆發世界大戰的可能性將大為增加。

文/ 入江昭 節選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在亞洲及太平洋的起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12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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