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的致命缺陷

中國人為什么會發明而不會創新？這個疑問從歐洲人第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就產生了，至今仍然沒有答案。傳教士和他們帶來的機械鐘讓中國的官員瞠目結舌，原本他們認為自己的皇帝是無所不能的權威。外國的先進技術使清政府感到了威脅，特別是當歐洲人帶來了大炮、煤油、工廠和新科學—天文學、數學和工程學時。雖然清政府常常假裝無視這些新事物，嘴上說歐洲人的這些雕蟲小技了無新意、毫無用處，然而，一場國家內部的斗爭爆發了。朝廷中的一些官員鼓吹改革，但最終失敗了，并且斷送了其政治生涯。

歷史學家戴維·蘭德斯解釋道：“這些想改革的人受到重重阻撓，不僅面臨巨大的人身安全的威脅，還要處處提防朝廷里的政治陰謀。在那里，判斷一項創新是否可行，看的是它會對權勢等級造成什么樣的影響。每提出一項創新建議，都會遭到激烈的反對；每出現一種新事物都會使既得利益者感到恐慌。而且，在所有層級的官員中，害怕受到訓斥（或者更嚴重的懲罰）的心理壓倒了對獲得獎賞的期望。”根據政治經濟學理論，這種情況屬于典型的制度停滯。官員等級制度下所有的利益集團界限分明，導致清朝制度落后僵化。我們可以將其稱作國家層面的損失，或者一個朝代的集體行動問題，最終導致清朝的衰亡。

對于很多18世紀到過中國的人來說，中國處于極度貧窮的狀態。它曾經是一個強國，其人口規模和城市規模都令人印象深刻，但最終卻難逃馬爾薩斯陷阱。但清政府（公元1644~1911年）聽任古代中國的創新天性隨著公共產品的破敗而泯滅。正如莫基爾所寫：“清政府沒有為經濟發展提供必需的常見基礎設施或其他要素，比如標準計量單位、商法、道路和警察部門。”

保羅·肯尼迪認為，明朝船隊的衰亡是中國開始閉關鎖國的標志。實際上，古代中國衰落的原因不在船長鄭和，不在清政府的保守主義，不在過度擴張，而在于深層次的政治問題。朱棣推行的政策解釋了中國經濟為何崛起，而他的那些繼任者們推行的反復無常的政策則解釋了中國經濟為何衰落。

中國曾經在過度擴張與收縮之間、侵略與合作之間、對外部世界充滿好奇與對新生事物不屑一顧之間搖擺不定，但相同的情形在其他任何一個大國也都發生過。真正導致明朝滅亡的是其脆弱的制度。中國人稱其為“壞皇帝”問題，但即便是這種叫法也沒能恰如其分地揭示中央集權的潛在危害和風險。“壞皇帝”的確存在（就像美國有壞總統一樣），但正如羅馬歷史一樣，對皇權缺乏制約是古代中國歷史的一個顯著特征。中國皇權政治制度的設計本來是為了保護多數人的利益，結果卻淪為利益集團之間爭奪權力的一場零和博弈。這是羅馬禁衛軍把持帝制統治悲劇的重演。

福山認為制度不是導致古代中國衰落的原因，因為“中國明代的大多數制度在今天仍對促進經濟發展至關重要”。但是，這個觀點并不正確。沒錯，制度在古代中國的確存在，但這些制度在古代中國要比在現代中國脆弱得多。我們相信，如果政治制度保持穩定，或者少一些中央集權，明朝的勢力將會繼續增強。

利益集團之一的士大夫階層千方百計慫恿明朝皇帝停止海外貿易，并在這場短期博弈中獲勝。他們肯定認為他們提出的自給自足政策是明智的，但我們今天的眼光來看，他們這樣做是出于一種主觀臆斷式的宗教虔誠—重農輕商。我們還看到，1436年的海上貿易創造了經濟繁榮，但士大夫們被仁政思想蒙蔽了雙眼，看不到商業是財富的源泉。

中國明朝的興和衰都突如其來。永樂皇帝執政的時間只有20年，他的孫子在位的時間更短，只有十幾年。這兩個皇帝死后，中國陷入了動蕩狀態，斯密式增長被摧毀，熊彼特式學習受到冷遇，索羅式投資遭到無情打擊。

孔子認為領導者應該心懷仁義，對開明的君主來說，這是金玉良言；但對于政治設計來說，這是一句廢話。政治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構建一個能夠產生仁義之君的社會，光有科舉考試還不夠。我們這樣說并非責備圣哲，因為我們可以看出孔子本人就呼吁統治者與被統治者達成社會契約。

文／格倫·哈伯德 蒂姆·凱恩?摘自《平衡：從古羅馬到今日美國的大國興衰》，中信出版社2015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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