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鄭和下西洋的真實故事

鄭和七下西洋之所以值得注意，并不是因為這幾次航行具有首創性，而是因為其船隊的龐大規模。這支船隊共有317艘船，平均每艘船上配有90 名水手。1405年，船隊從南京揚帆起航，那些有著六七根，甚至8根桅桿的商船滿載成噸的絲綢、瓷器、漆器等貨物。這些船到底有多大？可以這么說，那些最大的船的寬度甚至超過了哥倫布的船的長度。

很多歷史學家把這幾次航行定義成一個皇帝的耀武揚威之舉。確實，這個皇帝充滿了優越感，但這種描述既不符合常識，也不符合考古事實。這幾次航行肩負著貿易使命，當然，古代中國人說話很委婉，他們說那些船上的珍寶是給外國國王的貢品。但是，他們期望通過送出這些“貢品”也能收到回報。最明顯的證據是，記者和作家路易斯·雷瓦西說：“朱棣一當上皇帝就馬上廢除了他父親制定的嚴苛的進貢和貿易政策。”路易斯·雷瓦西這樣寫道：朱棣允許個人經商，放寬了對胡椒和黃金貿易的限制。他打開國門歡迎外國商人，并對他們說：“四海一家親。”他的那些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顧問對此備感惶恐，因為他們篤信中國的繁榮只能靠農業來實現。這位皇帝下詔：“開放邊境貿易以滿足國家之需，并以此鼓勵外國商人來中國開展貿易。”

卡利卡特和印度西部是鄭和航行的目的地，他的到訪鞏固了中國和這些地區的貿易關系。他還和日本建立了貿易關系（日本曾兩度抗擊元朝的大規模侵略），海上的海盜也被他肅清。因此，朱棣在位期間，中國成為亞洲經濟的霸主。

這是帝國的過度擴張嗎？一些歷史學家認為，鄭和航海耗資不菲，帶來巨大的財政負擔。福山舉稅收為例，說朱棣在位時的賦稅是之前的3倍，雖然我們可以反駁說，這主要是為了開挖運河和建造紫禁城這兩個公共項目，而不僅僅是用于建設海軍。馬特·里德利對此的評價尤為犀利，雖然他批評的主要是洪武皇帝的政策。（“這是一個如何扼殺經濟發展的活生生的教訓：禁止一切未經政府批準的貿易和航行，強迫商人每月登記他們的貨物存量……”）雖然這些政策后來被他的兒子朱棣廢除，但又被他兒子的繼任者們恢復。

從經濟學家的角度，我們認為貿易服務于經濟增長。平定海盜，為貿易保駕護航確實需要大筆的財政投入，但貿易為私營部門帶來的收益卻遠大于投資。然而，現代對朱棣的批評卻集中在皇權政治而不是公共財政上。信守儒教的朝廷命官不信任朱棣，朱棣也不信任他們。他下令科舉考試向全民開放，使這項考試不再是貴族世家的專屬權利。他最信任的就是像鄭和這樣的宦官，士大夫們不聲不響地密謀造反，為得到下一任皇帝的提拔打基礎。試想一下朱棣死后，明朝的政治制度將是何等脆弱。

（朱）高熾即位后，與一群持傳統觀點的文人過從甚密，其中包括他的兩位老師蹇義和楊榮。蹇義強調仁政，楊榮則主張限制宦官的權力，讓鄭和的船隊（從東南亞）撤回……1424年9月7日，朱高熾正式登基，頒布第一道詔令：寶船隊必須停止所有航行。這道詔令清楚地反映了他的老師和顧問們的儒家思想。

詔令頒布不到一年，朱高熾的兒子登基做了皇帝，并撤銷了這道詔令。雖然朱瞻基的身邊也簇擁著一群儒家顧問，但他成功協調了宦官和士大夫之間的關系：宦官負責管理貿易和軍事，士大夫負責管理朝政。朱瞻基贊成開展貿易和對外開放，不同意搞武力征服。在朱瞻基治下，鄭和又繼續航行了10年，直至1433年病逝葬于海中。不幸的是，三年后朱瞻基駕崩，他的繼任者倒向了士大夫一邊。遠洋探險和對外貿易的終結，既不是一個皇帝一怒之下的決定，也不是因為財力不支，而是集權政府內部權力斗爭的結果。

接下來發生的事情非常有趣，是一個研究失衡如何導致國家衰落的好例子。宦官和士大夫之間展開了長達數十年的斗爭，其激烈程度堪比一場內戰。朝貢貿易崩潰了，許多船只被廢棄在港口，逐漸腐壞。當時，沿海地區的人民仍然可以依靠外貿獲利，但朝廷認為這是不合法和危險的。士大夫們做了一件所有目光短淺、對經濟一無所知的官僚都會做的事：削弱潛在對手的力量，于是，仁政到此為止。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古代中國的發展為何在明朝戛然而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