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幾十年的帝國政權中，與伊斯蘭教的緊密關系對俄羅斯控制中亞極其重要。哈薩克草原的游牧民族基本上是略微傾向伊斯蘭文化的異教徒。他們遷徙的生活方式，使其無法構建自己的清真寺和學校。從葉卡捷琳娜大帝時代起，俄國人開始支持在哈薩克牧民中發展伊斯蘭教，相信它會鼓勵他們采取更“文明”的生存之道。俄國人推測通過建立清真寺和學校，哈薩克部落將變得更為穩定，從游牧畜牧業轉向農業和貿易，國家從而可能對此征稅。

然而到了19 世紀60 年代，俄羅斯官員已經開始懷疑僅僅依靠伊斯蘭教作為帝國影響的唯一手段是否明智。哈薩克統治階級在俄羅斯征服的地區進行合作，以換取在帝國政府的優越位置，他們并非特別虔誠的教徒，而是以自己的哈薩克族傳統為榮。由于擔心在伊瑪目·沙塔爾的達吉斯坦軍隊剛被擊敗的北高加索地區，宗教會在反俄運動中發揮作用，俄羅斯轉向世俗習慣法（傳統法律），由部族長老執行管理，而在其他地方則是指派伊斯蘭教法并由神職人員執行（北高加索地區也做出了這樣的改變）。

在某些方面，或許如克魯斯所言，這種著眼于依部落習俗治理的新重點是試圖給哈薩克牧民與俄國農民平等的地位，1861 年農奴解放后農民也采取了習慣法治理。但它與其他殖民國家的帝國戰略也是一致的，如英國在旁遮普邦或法國在北非的所為，他們愈來愈擔憂伊斯蘭教在反對西方的“進步”力量和“文明”中起到的效果，因此他們尋求部落習俗作為伊斯蘭教法的替代。

然而，與英國和法國一樣，俄羅斯人發現，作為帝國控制的手段習俗無法與宗教匹敵，即使對哈薩克人而言也是如此。克魯斯認為，沒有可靠的穆斯林神職人員或對宗教生活的有效監管，哈薩克草原變成了流動毛拉們的溫床，他們總有能力挑起穆斯林窮人的動亂。

再往南，在俄羅斯軍隊于1865 年抵達的中亞地區，那里有較強大的伊斯蘭制度和發達的清真寺、宗教學校及神職階層結構網絡。根據克魯斯觀點，這使得它更容易讓皇家統治扎穩腳根。在俄羅斯帝國這個遙遠的前哨，帝國統治的其他力量更弱，城市中心以外的地方只有零星分布的沙皇官員。克魯斯告訴我們，1910年，只有58 名俄羅斯官員管理費爾干納地區（今烏茲別克斯坦）近200 萬居民，其中兩人還是翻譯。克魯斯展示了俄國人如何在像塔什干、撒馬爾罕和布哈拉這樣的城市調解那些長久以來分裂這些群體的宗教糾紛，利用當地對清真寺、宗教學校、捐贈基金和神社領導權的爭奪，來創建依賴于皇家管理贊助的新宗教和政治層級結構，正如1865 年征服塔什干后，軍方官員給予免稅待遇，以拉攏神職人員。他的結論是“深層滲透的伊斯蘭的爭端和沙皇管理有助于保證帝國秩序在中亞的相對強大和持久”。偶爾也有干擾、霍亂蔓延的抗議以及一場叛亂，即1898 年吉爾吉斯與俄羅斯殖民者的沖突引發的安集延暴動，但克魯斯指出，起義的領導者達克其依禪，力求不僅要擺脫俄羅斯的占領，也要構建一個充分遵從伊斯蘭教法的社會，同時掃清他視為腐敗宗教的蘇菲派及其學者……在大多數情況下，穆斯林日常生活中更多參與的是互相之間的斗爭，而不是反抗政權。

《對于先知和沙皇》是一本創新且富有啟示的書。它通過清晰的撰寫和深入的研究，對帝國和它的穆斯林臣民之間復雜的相互作用提供了新的角度，在某些方面或許可以為如今現代西方國家有關如何保證穆斯林人口的忠誠的辯論提供一些啟示。克魯斯對帝國政治的宗教分析強有力地解釋了漫長的十九世紀中穆斯林領土上的俄羅斯帝國相對穩定的原因。從這個角度看問題確實令人耳目一新，因為這不是對長期削弱帝國的社會力量進行探索，而是試圖理解帝國持久性的源泉。引人注意的并非俄羅斯帝國的崩潰，正如其他帝國一樣，而是它設法生存了這么久（并在蘇聯時代復活），而且是在歐亞大陸這樣一片廣闊而落后的土地上，那里的俄羅斯族人數量并不比一個大的少數民族多。1897 年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顯示，俄羅斯人僅占帝國人口的44％，而且他們是增長最慢的民族之一。由于其高生育率，穆斯林人口是在帝國增長最快的族群。

關于最后幾年內動搖了俄羅斯帝國的那些更廣泛的社會變革，克魯斯則不那么令人信服。他的書中很少提及，例如，對穆斯林地區原材料的經濟剝削，或關于俄羅斯的農業殖民者大規模移居牧區，雖然二者都大大加深了穆斯林窮人對帝國統治的不滿，他們在激進的伊斯蘭教中發現了一種對自己的殖民統治者蔑視和反抗的組織力量和意識形態。對于參與1905 年和1917 年推翻帝國統治體系革命的穆斯林民權運動，克魯斯只在書的最后幾頁稍作關注，幾乎算是亡羊補牢。

三

在處理伊斯蘭教的問題上，蘇聯帝國與其前任的沙皇相比，則是笨拙地壓迫。蘇共反對一切宗教，自20 世紀20 年代開始根除由 沙皇官員在19 世紀發展的穆斯林司法和教育機構，清除穆斯林神職人員和他們的虔誠捐贈（宗教公產），并通過宣傳以及對清真寺社區的迫害破壞伊斯蘭教。根據希琳·亨特在其“俄羅斯的伊斯蘭教：政治身份和安全，對當今俄羅斯面臨的國內外穆斯林世界挑戰的清晰研究” 一文中統計，1917 年，俄羅斯帝國內有26000 座運作的清真寺與45000 名毛拉，但到1963 年大約只剩400 座清真寺，有兩三千穆斯林神職人員離開了蘇聯境內。

除了關閉清真寺，蘇維埃政權還推行種族分裂的政策，驅逐穆斯林人群（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車臣和梅斯赫特土耳其人被轉移到中亞）以及將大型少數民族并入穆斯林共和國與自治區，如布哈拉和撒馬爾罕的多數塔吉克人都被并入烏茲別克斯坦，或是烏茲別克人留在塔吉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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