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被圍攻，中國共產黨最終從城市撤退，并開始在農村建立自己的政權。首先，在農村再生的共產黨與少數(shù)民族群體幾乎沒有了聯(lián)系，并且因此也沒有任何理由關心民族問題。然而，他們于1931年在中國的東南部成立了江西蘇維埃政權，中國共產黨開始將某些民族政策放進他們的官方綱領之內，尤其是“民族自決(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的想法。1931年11月7日公布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中，中國共產黨當局宣布“中華蘇維埃無條件地承認少數(shù)民族自決的權力”。更具體地說，1931年的大會承諾發(fā)展少數(shù)民族語言教育、少數(shù)民族語言出版社，在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政府在行政時使用當?shù)卣Z言，以及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干部。

在1934年，民族問題成為了一個實際的而不是共產黨政治的純粹理論部分。在那一年，由國民黨發(fā)動的第五次毀滅性戰(zhàn)爭中，促使共產黨的領導者放棄了江西革命根據(jù)地，開始了長征。在長征過程中，共產黨的領導者、軍隊、以及追隨者首次到達民族多樣且貧困的西南地區(qū)。例如，當紅軍到達貴州廣闊的苗族區(qū)域時，共產黨親眼目睹了該地區(qū)嚴重的貧困狀況：村民們赤身裸體地走在街上，廣泛的鴉片成癮，以及當?shù)剀婇y嚴重的壓迫。通過貴州省之行，朱德簡要地記錄了對這一場景的感想：“玉米和少量的白菜是老百姓的主要食物。老百姓窮得吃不起糧食……老百姓自稱‘干人’——什么東西都被榨干了……到處都是又黑又爛的茅草屋。”

在長征期間，少數(shù)民族的問題表現(xiàn)出具有策略性的、現(xiàn)實世界的結果。在長征行軍期間，共產黨開始宣傳他們的民族平等和自決的政策，并且還開展實施。正如Dru Gladney (格拉德尼)認為的“這在客觀上爭取了對清朝統(tǒng)治和蔣介石的民族政策心懷不滿的人民的支持”。為了他們的生存，為了能夠“與非漢民族的高層代表人士建立親密的關系”，共產黨提出了這一句識別和自決的話語。他們將這段話結合到了新興的國家方案中，并將其充分地結合到了社會主義中國的視野之中。

與日本人的全面戰(zhàn)爭的爆發(fā)，給國民黨的民族政治立場帶來了沉重的壓力。首先，亡國的威脅促使蔣介石去加強他的一個單一性的、同質性中國觀念的承諾，對國族進行概念化。蔣介石在《中國之命運》中對其民族政治綱領作出了最清晰的聲明，《中國之命運》首次出版于1943年，并于1947年修訂。在文章中，蔣介石清晰的表明了他的反識別立場。“中華民族事實上包括五個分支”，他認為，“這一事實并不是因為民族或血液的多樣化，而是在信仰和地理環(huán)境上的不同”。“一句話”，他繼續(xù)說，“在五個分支上的不同是地域的和宗教的，而不是民族的”。蔣介石自信地說，中國的命運取決于對任何及所有從官方上承認這種劃分的政治重要性的政策堅定不移的反對。反思一下清朝，他描述了八旗制度——這一制度一直以來被認為是清朝普遍主義的中堅力量，使?jié)M族能夠統(tǒng)治一個多樣化的帝國——但這是其垮臺的原因。蔣介石贊美道“有清一代，建國規(guī)模的宏遠，政制法令的精密，猶能遠紹漢唐的余緒，實可以超越宋明，更為元代所不及。”他繼續(xù)說，“然而，假使?jié)M清對國內漢、滿、蒙、回、藏各宗族，不存界限，一視同仁，認識我五族在實質上本是整個的一體，使各宗族不分宗教、職業(yè)、階級、男女，皆一律平等，更扶助邊疆各族，培植其自治能力，保障其平等地位，則中國必能與歐美現(xiàn)代各國，并駕齊驅，以自致于康樂富強。”

像在他之前的孫中山一樣，蔣介石將他自己描述成一個倡導者，不是機械性的同化主義，而是再同化主義：一個重構的民族意味著擁有一個共同的祖先。在1947年版《中國之命運》中，蔣介石認為，這五個分支中的每一個，事實上都是共同祖先——殷王朝(也就是商朝)的統(tǒng)治者以及虛構的黃帝的后代，然而他們通常被認為是匈奴或鮮卑(這兩個都非中國部落)的后裔。通過將蒙古人、女真族、吐魯番人、滿族和回族教徒與這些起源進行聯(lián)系——尤其是與黃帝這一起源相聯(lián)系——他企圖將同化政策描述為一個團圓、重聚的過程。

同時，日本的威脅迫使民族主義者重新思考他們的非識別政策，只要對多樣化的民族國家(ethnonational)進行全部的否認，就會給日本宣傳者提供機會去控制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欲望和政治識別，這是被現(xiàn)有的政治組織留下來而未完成的。在這些敵對的壓力下，國民黨政權企圖通過主張推遲到戰(zhàn)爭結束后再來解決“民族問題”進而來調解他們的民族政治立場。1938年，國民黨大會通過對1923年國民黨宣言的再次肯定，在說明書上采取了措施。在這個文件內，民族主義者首次表達了他們對一個多民族中國概念的支持。然而宣言的承諾將不得不一直等到戰(zhàn)爭勝利之后才能實現(xiàn)，因為在戰(zhàn)爭背景下，任何多樣性的討論將有利于日本人耍陰謀去分離和占領中國領土。

對于中國共產黨，這場戰(zhàn)爭促使了正好相反的反應：對于立即識別少數(shù)民族的一個加倍的承諾和反對由國民黨保守派支持的單基因論點。在1930年代晚期所寫的一些論文中，中國共產黨更進一步強調對于非漢民族識別的貢獻。其中最著名的是《回回民族問題》(以下簡稱《回回》)，這一簡短的研究批評了帝國時代和中國共和時代的少數(shù)民族政策，并且提出了一個案例，認為回人組成了一個獨特的民族而不只是漢人的一個宗教子集。《回回》的作者聲稱，國民黨的政策是被用來“使民族運動和民族覺醒癱瘓的”。國民黨通過將回人描述為僅僅是中國的一個種類，以回避政治代表和平等性的問題。作為證據(jù)，《回回》的作者指出共和黨的憲法，在這部憲法中，回人的政治地位同樣地沒有被確定，在共和黨的立法機構，像國民大會和全國政治協(xié)商大會中都沒有設立回族人代表。

同樣充滿激情的議論在同時期的其他著作中也有出現(xiàn)，包括《戰(zhàn)爭時代蒙古族問題概述》和《中國戰(zhàn)爭時代的民族問題》(以下簡稱《民族問題》)。《民族問題》的作者陳廉貞(Chen Lianzhen)和黃操良(Huang Caoliang)把國民黨的民族政策放在了國家的地緣政治危機的中心部分。對于日本來說，滿洲(中國東北的舊稱)的失去，是“中國還沒有一個正確的和合理的解決國內民族問題方法而造成的結果”。由于未能解決國內多樣性這樣一個問題，中國政府已經對日本的滲透打開了大門，使外國的侵略者能夠利用民族問題，進而讓中國的少數(shù)民族來反對漢人。國民黨的非識別立場使日本人能夠采取“以華治華”的策略——諷刺地說這是對中國古代皇帝所采用策略的模仿，用野蠻人來控制野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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