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原因，更直接的是與20世紀上半葉共產黨和民族主義者之間持續的競爭有關。從1930年代開始，中國共產黨制定了一個“民族政治”(ethnopolitical)綱領，這使他們在許多方面都與民族主義者產生了分歧，并進行對抗。與民族主義者不斷宣稱的一個單一民族中國的概念相反的是，他們認為中國實際上是一個多樣化的、不同民族群體的合成體，國家領土的完整性依賴于對這些群體進行識別和政治的一體化。
關于共產黨的民族識別，第三個原因應當被歸因于一個政治危機，這是由國家初期所實行的、自我分類的高度不干涉政策造成的。在1953-1954最初的人口普查中，共產黨最初關于民族分類的政策是承諾個人自己去決定他們自己的民族身份，這就導致了一個令人驚訝的民族種類的增殖，以及造成了在第一次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國家所承諾的非漢族的代表所占的比例不能夠實現。
為了理解每一個問題，我們必須探索“民族”這一術語本身的歷史，因為它是在現代中國歷史上最有爭議和最關鍵的概念之一。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1953-1954年人口普查表格中，民族成為了這一段復雜歷史的頂點，這一歷史可以追溯到清王朝的沒落和中國第一個共和國的形成。
二、云南的多元性和統一性與帝國時期的國家民族策略
長時間以來，學者們一直在討論ethnicity和 nationality這兩個術語對于前現代(premodern)時期的適用性，一些學者支持將其延伸到遙遠的過去，而其他學者將其認為是只有在現代民族國家(nation state)才有的概念。幸運的是，我們不需要用任何一個術語來注解正在談論的區域——云南，因為它長期以來一直都是一個有著多元化的語言、多元化的文化傳統、多元化的宗教和民族(peoples)的地區。而且，各個朝代的帝國也都努力地將這片區域的領土及人口納入其統治之中，這一多元性已被證實為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問題。
該地區首次被納入東部帝國的范圍是在1253年，當時大理王國被蒙古人統治且被合并到了中國的行政區域內，也就是聞名于世的元朝(1271-1368)。元朝在新成立的云南省設置了很多城鎮，這些城鎮成為后來商人的集散地。在那些區域內所存在的反對力量是非常強大的，朝廷與當地勢力強大的頭人建立起關系，進而加固了間接統治的體制。在后來的明朝統治時期，間接統治的體系開始變得更加系統化，因為中央朝廷給予當地首領以官方頭銜，來換取他們的忠誠和地方秩序的維持。
滿族所建立的清王朝(1644-1911)采用了比元朝和明朝更為復雜的體制來解決多樣性的問題，而且同時，還吸收了元朝和明朝兩個時期的區域規模。被Mark Elliott(馬克·艾略特)所稱作的“清朝普遍主義(Qing universalism)”，是通過三個相關元素間的平衡，使滿族的統治系統得到了維持。第一個是滿族的軍事力量，清朝通過軍事力量能夠將帝國的疆域延伸至長城以外，直至今日中國內陸的邊疆地區。然而，單靠武力是不能確保疆域的統一的。因此，第二個清朝普遍主義(Qing universalism)的重要成分是八旗制度(the Eight Banner System)，這是一個高度政治化的和人口統計學的組織，它將清朝的競爭對手納入其中央的、官僚的等級階層中，以此消解了現有的權力結構。第三，為了繼續保留存在于滿族精英和在數量上占優勢的非滿族人之間的邊界，清朝在很長一段時期內，實施了一系列的社會工程項目，以期在帝國朝廷的成員中培養和增強獨特的滿族身份。這些項目主要包括了滿語書寫和一系列社會文化實踐的提升，這些被具體化為像軍事技能、馬術、和節儉等的“滿族方式”。
然而，我們的目標最顯著之處在于“清朝普遍主義”的范圍一點都不普遍，至少沒有涉及到帝國的西南邊遠地區。例如，云南的“野蠻人”并沒有成為八旗制度中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沒有成為“同時期”的清帝國皇帝精心設計的體系的焦點。乾隆皇帝的肖像，被以文殊菩薩的化身介紹給了藏族群眾，但沒有證據表明清代帝王們采用類似的方式，將他們自己說成是苗或像“倮倮”一類民族的子孫后代。這些原因已經被Nicola Di Cosmo(尼古拉·迪摩)，James Millward (詹姆斯·明)，Peter Perdue(彼得·珀杜)等人，給予了充分的證明。作為北方喜愛征服他族的聯盟，滿族人不會輕易地放棄對這個地區的關注，尤其是面對強大的蒙古人，以及其后的俄羅斯人等一系列的競爭者。而且，不僅在清朝而且在元朝和明朝，對于云南的統治系統幾乎毫無例外，大多都是間接的統治方式。繼明朝之后，在西南，康熙皇帝(1662-1723)將官銜授予精心挑選出來的當地頭人，委托他們維持秩序，并向皇帝進貢，以及提供武裝以支持帝國的各大戰役。從1659年開始，朝廷重新編寫了當地官員的繼嗣法則，進一步系統化了間接統治的模式。要求地方統治者丟棄傳統的繼嗣制度，嚴格遵循父系繼承，并且繼承人要呈遞家族宗譜作為證明。
從很大程度上來說，實施一個更為直接的統治方式是具破壞性的、并且是短暫的。例如，在雍正皇帝(1723-1735)時期的統治方式就表明了與乾隆時代的間接統治方式的不同，并且CPatterson Giersch(C帕特森·吉爾斯)將雍正皇帝的這一統治方式稱為是“新邊疆軍國主義”。因為三個激進的省級和區域的管理員——李衛、高奇卓和鄂爾泰——的連續任職，清廷在許多城市廢除了強大的本土統治者，控制了關鍵產業，并在全省的關鍵區域建立了權力基礎。然而，這一力量的擴展并不是沒有遇到阻礙，當朝廷闖入到當地這一復雜的并長期存在的系統時，曾一度造成了頻繁和血腥的叛亂。因此，雍正頗具侵略性的邊疆激進主義政策大多都被他的兒子——乾隆皇帝(1736-1795)所放棄。尹繼善(Yinjishan)被任命接替鄂爾泰，開始重新建立與當地頭領的穩定關系，并且修復雍正朝以前的間接統治體系。再次，為了阻止地方一級的文化同化過程所導致的多民族帝國內不同群體成分的區別線變得模糊不清，朝廷希望保持“將野蠻人與清人區分開”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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