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危機還間接造成了歐元危機。歐元是不完善的貨幣：歐元區擁有共同的央行，但沒有共同的財政部。歐元的設計者意識到了這一缺陷，但他們相信，當缺陷暴露出來時，能夠喚起政治意愿來糾正它。畢竟，歐盟的成立也經歷了這番過程——每次邁出一步，心中深知這樣做并不夠、但必要時會邁出下一步。

不幸的是，從1999年歐元誕生到2008年需要邁出下一步，政治形勢已發生了變化。赫爾穆特?科爾(Helmut Kohl)領導下的德國主導了歐洲一體化進程，為的是促成兩德統一。但事實證明統一代價高昂，德國公眾不愿再承擔額外的開銷。2008年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后，歐洲各國財長宣稱不會允許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金融機構倒閉，但作為一位熟諳主流民意的政治人士，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卻堅稱，紓困責任應當由各成員國單獨承擔，而不是由歐盟集體承擔。這就排除了建立共同財政部的可能性，而當時恰恰是需要共同財政部的關頭。這便是歐元危機的開始。希臘、意大利、愛爾蘭等單個國家的危機，本質上都是歐元危機的變種。

接下來，金融危機變身為一系列政治危機。債權國與債務國之間的分歧，將歐盟從國與國之間平等、自愿締結的聯盟，變成了債權國（如德國）與債務國（如希臘）的關系，既不自愿也不平等，并引發越來越多的政治緊張局面。

歐盟起初是一次在地區層面進行國際治理的大膽嘗試。2008年危機后，歐盟內部問題纏身，無法在國際經濟中發揮自身作用。美國也變得更關注內部事務，但過程與歐盟有所不同。歐盟和美國變得“內向化”，導致全球范圍內的國際合作走上下坡路。

鑒于西方大國是現行國際秩序的支柱，它們影響力下降已造成國際治理真空。野心勃勃的地區大國和非國家行為體爭相填補真空，不惜動用武力。武裝沖突呈激增態勢，從中東擴散至亞洲其他地區、非洲乃至歐洲。

通過吞并克里米亞和在烏克蘭建立分離主義飛地，普京的俄羅斯不僅挑戰了依賴西方大國支撐的現行世界秩序，也挑戰了歐盟成立所依據的價值觀和原則。無論是歐洲公眾還是美國公眾，都沒有充分認識到這一挑戰的嚴重性。弗拉基米爾?普京總統(President Vladimir Putin)想破壞整個烏克蘭的穩定，方法是促成烏克蘭金融和政治的崩盤（他可拒絕為此承擔責任），同時避免占領東烏克蘭的某個地區——如果占領的話，該地區就得依賴俄羅斯提供經濟支持。普京兩度將板上釘釘的軍事勝利轉換為危及烏克蘭全境穩定的停火協議，就是他這種傾向的明證。不幸的是，普京取得了成功——對比兩版明斯克停火協議便可看出——盡管他的成功純粹是暫時性的。現在，普京試圖利用烏克蘭在歐盟內部挑撥離間、贏取政治影響力。

俄羅斯威脅的嚴重程度與歐盟的羸弱程度直接相關。歐盟成功渡過了金融危機和政治危機，但它現在面臨的危機不是一起，而是五起：俄羅斯、烏克蘭、希臘、移民以及將要到來的英國退歐公投，使之應接不暇。歐盟的生存面臨著威脅。

全球層面的國際治理同樣脆弱。不論是金融還是政治方面，世界都有可能分裂為兩大敵對陣營。中國已經開始建立一套平行的金融機構，包括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IIB)、亞洲債券基金(Asian Bond Fund)倡議、原名金磚銀行(BRICS Bank)的新開發銀行(New Development Bank)，以及清邁倡議(Chiang Mai Initiative)——它是一項亞洲的地區性多邊貨幣互換安排。兩大陣營能否將對抗約束在一定范圍內，將取決于中國如何駕馭它的經濟轉型，以及美國如何應對。

IMF可在其中發揮積極的作用。它已經放棄了對華盛頓共識的堅守，但布雷頓森林機構的控股股東——美國、英國、法國、德國等等——不愿放棄它們的投票控制權、提高發展中國家的話語權。它們的這種行為沒有認識到各經濟體相對分量的變化（特別是中國的崛起），是非常短視的。

控股股東不大可能放棄控制，不論這種控制有多么脆弱。但IMF有機會在兩大陣營之間建立有約束力的聯系。機會來自于IMF將在2015年底對其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的組成進行五年一度的重新評估。

SDR是IMF于1969年創立的國際儲備資產，旨在補充成員國的官方儲備。人民幣尚未完全符合被納入SDR貨幣籃子的條件，但這些條件并不像人們普遍認為的那樣有著嚴格的定義。日元被納入時，尚不是普遍交易的貨幣；法國法郎進入貨幣籃子時，法國的資本賬戶正受到嚴格的管制；沙特里亞爾被納入時，其匯率是與美元完全掛鉤的。多年來，準入標準已發生了變化，但其目前要求兩點：一是貨幣來自出口大國，二是貨幣“可自由使用”。這一措辭常被誤認為等同于資本賬戶完全可兌換以及匯率具備靈活性，但事實并非如此。事實上，SDR貨幣籃子曾納入過資本賬戶可兌換程度很低或為零的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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