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中國經濟在同一時期持續增長，而且變得更加多元化，增長速度越來越快。結果，上海五國兩強在社會經濟份量和未來前景上的差距也變得越來越大。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隨著俄國和西方的蜜月關系進展，甚至在2014年雙方攤牌之前已經出現了某種程度的隔閡。如今，俄國和西方的隔閡正在產生深遠的影響，導致俄羅斯在國際政治中的孤立。這也將影響俄國與其他很多國家如日本、韓國、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以色列的關系。
雖然在原則上，當前的新趨勢沒有任何新鮮之處，2015年中國和俄羅斯的比較優勢和劣勢已經與2013年不可同日而語了。俄羅斯現在進入持久的衰退中，而中國仍然繼續增長(雖然比從前相比增長率有所下降)。俄羅斯與從前重要的西方經濟和政治伙伴的關系越來越疏遠。與此相反，中國在與全球多個國家建立新的國際合作關系。這種分叉趨勢反映在歐亞大陸兩強在國際上的形象差異。
因為俄羅斯的經濟問題和國際政治孤立同時出現，人們越來越明顯地感受到俄國的相對衰落。因此，俄羅斯越來越明顯地變成中國的小伙伴，甚至在上海合作組織中也淪為二流角色(如果印度加入，就更是如此了)。這個趨勢也將導致俄羅斯在金磚國家組織中的影響力下降，它的存在本來就已經讓人覺得怪異。自從創立金磚國家組織以來，俄羅斯一直是群體中從能源價格上漲中獲利的石油國家。它從來就不是以充滿活力的工業和迅速發展的服務業為特征的成功的發展中國家，而其他金磚國家在某種程度上都有此特征。
俄羅斯的地位總是令人尷尬，既非現代西方國家也不是非西方發展中國家的特征將變得更加明顯。克里姆林宮不僅在歐洲而且在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組織中也將淪落為二流國家，雖然這個角色它可能還無法適應。魯基亞諾夫有關中俄作為平等伙伴結盟的異想天開所包含的幻想成份可能比作者設想的更多。中國當然會利用俄羅斯與西方的隔閡為自己謀取利益，或許正在尋求填充貿易和投資空缺的途徑。但是，北京并沒有多少理由把俄羅斯當作地緣政治的平等者和戰略盟友。
問題二：亞洲臨時結盟不等于歐洲工程
包括歐盟在內的整個西方是政治綜合體，其成員在社會經濟上存在差異，但在文化和歷史上有密切關系。從1975年到2013年，蘇聯和后來的俄羅斯聯邦一直在緩慢地、不穩定地然而不斷進步地逐步融入西方。這個過程開始于勃列日涅夫在1970年代中期創立的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組織(CSCE/OSCE)。在葉利欽擔任總統期間，俄國加入歐洲理事會和八國集團。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變成了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俄羅斯與北約簽訂了基本法(Foundation Act)，達成與歐盟的合作協議。在普京的前兩個任期和梅德韋杰夫的總統任期，克里姆林宮的路線發生實質性的變化。但是，克里姆林宮的親西方官方路線在形式上得以繼續，并短暫成為梅德韋杰夫總統的官方政策。在普京當政時，俄國與北約成立聯合委員會。莫斯科與歐盟確認了四個共同的合作領域。俄國宣稱與歐盟及其成員國建立戰略和現代化伙伴關系，并開始所謂的新協議談判。俄羅斯聯邦最近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俄國的大學也參加到歐洲高等教育一體化進程博洛尼亞(Bologna)進程中。俄國還參與了歐洲的其他結構和工程。接下來一步就是俄國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隨后再簽署加強版的俄羅斯歐盟合作協議甚至聯盟條約。
如果這種雖然延宕多時矛盾重重然而頗具實質內容的發展趨勢持續下去，與歐盟和北約關系密切的俄羅斯遲早會變成西方俱樂部的成員。這將賦予俄羅斯文化在泛歐洲文化的應有地位。在某種程度上，俄羅斯的逐漸西方化將成為德國更早時期融入西方世界的東歐版重演。
與歐盟或北約等西方組織相反，金磚國家組織和上海合作組織是具有獨特實用性的非西方或反西方聯盟。它們具有相當的地緣政治份量，但缺乏獨特的概念基礎、長期規劃或宏大愿景。中國公司在處理與西方和俄羅斯的關系時將基于冷酷無情的利益算計而做出反應，正如兩者在烏克蘭危機時的做法一樣。北京和其他非西方國家或許樂見俄國更多參與上海合作組織、金磚組織、俄印中三邊對話(RIC)、一帶一路工程和北京主導的亞投行等。4 但是，中國人和其他人將越來越沒有理由給予莫斯科持續期待的那種尊重和關心，因為它經濟日漸衰落和政治越發孤立。相反，他們可能利用俄羅斯沒有其他選擇和紐帶的機會占盡便宜，正如在2014年春中國與俄羅斯達成天然氣協議的情況所顯示的那樣。
考慮到上海合作組織和金磚國家組織缺乏共同的身份認同和連貫的意識形態，這些臨時性結盟無法為俄國提供長期的地緣政治家園或可持續的發展道路。它們也無法給莫斯科提供從前西方化那樣的長遠目標。考慮到俄國經濟當前嚴峻和普遍的結構性問題，俄國成為地緣政治上的“歐亞中心”的可能性更小，2015年成立的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遭遇的許多問題就已經顯示出一些跡象。因此，對俄國轉向東方的場景充滿信心的人即使在俄國也僅僅局限于邊緣性專家或偽專家，如臭名昭彰的地緣政治學者亞歷山大? 杜金(Aleksandr Dugin)以及口是心非的俄羅斯帝國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5
與這些人不同，魯基亞諾夫等人很清楚俄羅斯的結構性弱點和缺乏地緣政治影響力的事實，難怪他們要竭力推銷莫斯科與北京結盟。但是，德國問題專家魯基亞諾夫在設想中俄伙伴關系時也非常不現實，他期待這種結盟類似于德國主導的歐盟在過去20多年里試圖與俄國建立的那種多維度關系。中國對與俄國建立這樣一種既親密又深刻和持久的同盟關系感興趣的想法不過是“異想天開”，正如魯基亞諾夫本人所說。除了經濟和安全利益之外，歐洲融合背后的文化意識形態動機一直是西方持續不斷關注俄羅斯的原因，無論俄羅斯強大還是軟弱。許多歐洲知識分子、政客和普通民眾對俄羅斯文化和傳統擁有情感驅動下的興趣甚至同情，但是亞洲人對東斯拉夫世界的這種情感可能就沒有這么廣泛了。更籠統地說，德米特里?特倫寧的觀點，即俄羅斯眼中的能夠取代“大歐洲”的“大亞洲”觀點不過是缺乏實質內容的空想，是精神錯亂的產物。雖然亞洲國家間可能存在密切的經濟和政治合作，但絕對沒有跨越亞洲的“大亞洲”工程，尤其沒有像“大歐洲”那樣的工程，俄國人本來可以加入如今卻不再考慮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