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談論啟蒙運動的人，自梁啟超以來，就更偏向于把它當作一個歷史范式，而不是一個特別具體的歷史進程來闡釋的。余英時先生曾經特別警告過西方歷史的“比附”（analogy）是危險的。這是審慎的建議。有時候，我們太習慣于把宗教改革、文藝復興、啟蒙運動、科學革命和工業(yè)革命依次放到一個鐵質的軌道上去，并且強調只有在這條軌道上前進，我們才能完成所謂的“現(xiàn)代化”。其實，現(xiàn)代性有其全球起源，把西歐歷史當作一種普世的人類經驗是不可靠也行不通的做法——這和是否承認啟蒙帶來的普世價值無關。如何去現(xiàn)代化是歷史路徑問題，啟蒙宣揚的理念是否是普世和現(xiàn)代的是一個價值判斷問題。我們可以宣揚啟蒙思想家提倡的價值，但并不一定要按照他們的方式去“啟蒙”人民。

其次，把啟蒙作為一種革命的序曲和前奏是一種歷史想象，法國大革命和啟蒙運動的關系是非常復雜的，但是號稱啟蒙運動導致革命的觀點一定是站不住腳的；羅伯斯庇爾喜歡讀孟德斯鳩和盧梭，可是他在雅各賓俱樂部也打碎了愛爾維修的塑像，并圍堵《百科全書》派的成員。幾乎沒有什么啟蒙思想家支持革命，更談不上說鼓吹為了革命需要做出犧牲和制造恐怖了。

最后，在某種極端的語境中，啟蒙運動似乎帶上了某種救世主的身份，“通過啟蒙完成…….”是一種并不罕見的表達。近代中國常有一種全民改造的歷史方案，先知先覺的思想者希望“喚醒”民眾，希望“創(chuàng)造”新民。這些比喻停留在紙面上也就罷了，如果在某種社會工程學的理論下付諸實踐，特別還搞成一種權力驅動的群眾運動，結果則往往是反的。啟蒙運動的基本原則是尊重個人、自由和一切人權。為了去除所謂的蒙昧，要求所有的人都信奉同一種思想，而且去迫害發(fā)出不同聲音的人們，這樣的啟蒙是進一步欺騙，蒙蔽民眾的借口。那是對啟蒙的褻瀆。

像啟蒙時代的哲人一樣，今天的許多思想者也追慕古代的榮光，希望打破嚴酷的思想統(tǒng)治——這是一種自然的道德渴望，也是人生來的解放訴求。但是，稍有歷史感的人都能意識到，狄德羅的時代是不存在也回不去的，20世紀的極權政府遠遠比他們18世紀的同行有效率的多得多——今天，百科全書的四千位訂戶隨時都可能被扔進秘密監(jiān)獄或是勞改營，而狄德羅、伏爾泰、盧梭和孟德斯鳩已經呆在里面等著他們了。啟蒙運動無力，也無需對于今日知識界對于說真話可能承受的苦難做出提示和解答，流放、監(jiān)禁和死亡都不是那個尚可以稱得上是溫柔而優(yōu)雅的時代常見的主題。我們也許會像啟蒙哲人那樣回到古代，回到自我，在那里也許有光，那是無邊的黑暗之中，蠟燭的一縷搖曳的微光吧。不過，正是憑借這微弱的光，正是憑借著記錄在《人權宣言》和《獨立宣言》中的那些直言片語，我們可以控訴二十世紀以來的種種罪行，并且渴望一個更有智慧和德性的社會，那正是啟蒙哲人的希望。

文/方曌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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