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衰落對中國不僅是機遇，更多的還有挑戰。未來幾年將來勢洶洶，從這個意義上看，它是真老虎；但本質上它色厲內荏，因為時間不在他們或她手里，從這個意義上看，它又是紙老虎，對付這樣的美式“老虎”，不需要特別的方法，只需用春秋時曹劌論戰中的方式，讓其在“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中陷入“彼竭我盈”的境地。1941年7月15日、17日，毛澤東分別復電周恩來、劉少奇，提出“與日寇熬時間的長期的方針，而不采孤注一擲的方針”，指出：“七七宣言上已提積極進攻口號，將來可用帶戰略性的反攻口號。”“但八路、新四軍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還是熬時間的長期斗爭的方針，原因是我軍各種條件均弱，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42]在今天“熬時間”仍可視為中國西太平洋斗爭的基本策略。2010年天安艦事件后，希拉里就是“一鼓作氣”而來，“再而衰”而去，下一次再來，時間在我方一邊，除了“三而竭”，美國反華勢力不會有其他結局。
當然擺在美國前面的還有尼克松式的出路，即在華爾街離開后，美國“而今邁步從頭越”，改善與中國的關系，休生養息，恢復國力。目前看，美國統治階層不敢這么做，而美國人民的力量也不足以造成有效的革命形勢。長期看，革命可能是目前美國得以自救而華爾街也明白的趨勢。革命來臨之前，他們得“狡兔三窟”，先轉移財產。
1917剛剛過去，2017年正在到來。
1917年蘇聯社會主義給世界人民提供了革命和建設的經驗，當代社會主義者要像列寧那樣具備為社會主義自身發展利用進而駕馭國際資本的能力，在21世紀的今天，社會主義國家更要學會用社會主義的原則塑造進而團結全世界被壓迫的民族和人民共同治理這個世界的能力。2017年，中國將給世界人民提供比較成熟的社會主義發展的經驗。經驗告訴我們：世界未來還是回到1969年毛主席的判斷：一種是戰爭引起革命，一種是革命制止戰爭[43]。不管那種可能，社會主義新文明取代資本主義舊文明的前途都是不可避免的。 在這個偉大的歷史轉折中，中國應當對人類做出較大的貢獻。
文/張文木，原載于《中國投資》2015年5月刊
注釋：
[1]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簡稱亞投行，AIIB）是一個政府間性質的亞洲區域多邊開發機構，重點支持基礎設施建設，總部設在北京。亞投行法定資本1000億美元。
[2] 同名文章，載《光明日報》2015年4月18日。
[3] 高海虹：《布雷頓森林遺產與國際金融體系重建》，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5年第3期。
[4]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1頁。
[5]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372頁。
[6] 《這是一封超長的信，收信人是我熱愛的國家》，http://www.infzm.com/content/54243。
[7] [英]湯因比主編，鄭玉質、關儀譯：《第二次世界大戰史大全》第5卷，上海譯文出版社1995年版，第1161～1164頁。
[8] 轉引自吉爾奧夫·戴爾（Geoff Dyer）：《白宮不再承認英美存在特殊關系》，2015年5月1日《金融時報》，http://www.guancha.cn/Media/2015_05_03_318166.shtml。
[9] 通過共濟會控制金融并控制世界是國際金融集團的傳統手法。“現代共濟會始于1717年英格蘭現代總會所的成立，自那時起就已形成了以會所和總會所為組織單位的基本架構。”共濟會目前在“歐洲大約有18 000家以上的藍色會所，英格蘭有8 600家、蘇格蘭有1 800家左右，兩者合計已經超過歐洲的一半還多，可見歐洲共濟會的重心在英國無疑”。高鵬程著《共濟會核心組織：暗黑矩陣》，東方出版社2014年版，第14、117頁。
[10] 《英國央行與中國央行達成英鎊與人民幣互換額度協議》，
http://finance.qq.com/a/20130623/005693.htm。
[11] 紐約時報：華盛頓金融盛會中 美國全球領導地位日顯衰落，
http://www.guancha.cn/america/2015_04_18_316452.shtml
[12] 參見張文木：《基督教佛教興起對歐亞地區競爭力的影響》，清華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
[13] 熊偉民：《權利的考驗——喬治·C ·馬歇爾傳記》，武漢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頁。
[14] “美國總統羅斯福同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協商的會議記錄”（1939年1月31日），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47～450頁。
[15] 原文如此，慕尼黑會議舉行于9月29日。
[16] [美]林賽·波特著，韋民、王春燕譯，《光明會：陰謀論的前世今生》，海南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頁。
[17] 關于二戰期間至戰后初期（1941～1955年）蘇聯政府對猶太人的政策可參見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5卷（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18] “龐大的軍事編制和巨大的軍火工業的這種結合，在美國是前所未有的。它的整個影響——經濟的、政治的甚至精神的——在每座城市、每個州政府、每個聯邦政府機構里都能感受到。我們承認這種發展是絕對必要。然而我們不可不看到它是牽連廣遠的。我們的勞動、資源和生計全都同它有牽連；我們的社會結構本身也是如此。在政府的各種會議上，我們必須防止軍事﹣工業復合體有意無意地施加不正當的影響。促成這種大權旁落的有害現象的潛在勢力，目前存在，今后也將繼續存在。我們絕不可讓這種結合的壓力危及我們的自由和民主進程。我們不可掉以輕心。只有保持警惕和深明事理的公民集體，才能迫使巨大的工業和軍事防務機器去緊密配合我們的和平方法和目標，這樣，安全和自由才能共存共榮。[美]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著，樊迪、靜海等譯：《艾森豪威爾回憶錄》，東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479-480頁。
[19] 《詩經·大雅·蕩》
[20] 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 1861～1865年）、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1897～1901年)、肯尼迪（John Kennedy，1961～1963年），三位總統分別于1865年、1901年和1963年遇刺身亡。
[21]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55頁。
[22] 《同斯諾的談話》（1965年1月9日），《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411、412頁。
[23] 盛壘、洪娜：《美國“再工業化”進展及對中國的影響》，載《世界經濟研究》2014年第7期，第80頁。
[24] 2007～2011年美國制造業增長情況
[25] 世界經濟年鑒編輯委員會編：《世界經濟年鑒2010/2011》總第26卷，第191頁。
[26] 2008年至2012年美國部分經濟指標（單位：%）
[27] 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7頁。
[28] 該圖取自百度“美元指數”，http://baike.baidu.com/view/725538.htm。
[29] 馬克思：《資本論》第三卷，人民出版社版1975年版，第674～675頁。
[30] 馬克思：《剩余價值學說史》，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515頁。
[31] 歐文·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1900~1989），東方學家。生于華盛頓特區，幼年隨父前往中國。1915年就學于英國坎伯蘭圣·比斯學校，4年后回中國。1920年在上海的報館工作。1922年起在北平和天津阿諾德公司任職，會漢語、蒙語、俄語。1924年從事對中國的調查和著述工作。1926~1927年在中國東北、內蒙古和新疆等地廣泛旅行和考察。后定居北京。1937年到過蘇區，同年返美。1938年執教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佩奇國際關系學院，次年任院長。1941年奉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之命出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次年返美后在戰時情報局供職，負責太平洋戰區工作。1945年被杜魯門總統任命為駐日經濟代表團團長的特別經濟顧問。同年出版《亞洲問題的解決》，主張幫助亞洲國家確立其在世界中應有的地位。1963年至1975年期間任英國利茲大學中國問題教授，1972年任該大學中國研究院院長。麥卡錫主義時期曾受到調查，并被詆毀為“蘇聯間諜”。著有《通往土耳其斯坦的荒漠道路》《滿洲——沖突的搖籃》《現代中國的形成》《中國的歷史和革命》等。
[32] [美]拉鐵摩爾著，唐曉峰譯：《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1頁。
[33]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34] 馬克思：《論猶太人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46頁。
[35]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70頁。
[36] “英國外交部備忘錄”（1949年8月1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頁。
[37] “英國外交部備忘錄”（1949年8月19日），陶文釗主編：《美國對華政策文件集1949-1972》（第1卷上），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89頁。
[38] 《在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1957年1月27日），《毛澤東文集》第7卷，199年版，第187～188頁。
[39] 列寧：“俄共（布）中央委員會的政治報告”，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24頁。
[40] 列寧：“論黃金在目前和在社會主義完全勝利后的作用”，見《列寧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79頁。
[4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33頁。
[42]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年譜（1983～1949）》中卷，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第312、313頁。
[4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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