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張藝謀超生罰款事件引發了社會對“現行生育政策”的質疑，且這種質疑的廣泛性，使得我們認真清理現行生育政策。從上個世紀70年代末期至80年代初，生育政策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即從“晚稀少”到“一胎化”，再到“獨女戶”。如果從上世紀80年代初算起，實施30多年的以“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為主要內容的現行生育政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生育革命的由頭——五屆人大一次報告

陳慕華，1921年6月出生，浙江青田人。1971年后，歷任對外經濟聯絡部部長、黨組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等職。1976年“文革”結束。1978年，作為副總理的陳慕華兼任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1981年3月，作為國務院下屬的行政機構，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成立，陳又兼任首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正是在她兼任組長和擔任國家計劃生育委員會主任期間（1979年至1982年），計劃生育政策由“晚稀少”轉為“一胎化”。

陳慕華作為“一胎化”的始作俑者，最初起因是為了“貫徹落實華國鋒主席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三年內把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務”。

1978年2月26日，五屆人大一次會議召開。計劃生育工作和人口目標第一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華國鋒總理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說，“計劃生育很重要。有計劃地控制人口增長，有利于國民經濟的有計劃發展，有利于保護母親和兒童的健康，有利于廣大群眾的生產、工作和學習。必須繼續認真抓好，爭取在三年內把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

三年內把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一，這是一項很高的指標。這項高指標的確定，與此時黨的經濟工作中心轉移，整個國家呈現大干快上，新一輪洋躍進的時代氛圍密切相關。本章下一節將作具體分析。

要完成高指標，需要有非常措施，不然，高指標難以完成，一旦落空，只有提升統計水分才有可能。但那時，人們對于提高統計中的水分還認識不足，只有采取非常措施才能完成高指標。而非常措施，則只能是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因而，這次會議提出的人口控制目標，邏輯上蘊含了“一對夫婦只生一個”的含義。因為要完成這一人口控制目標，只有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才有可能實現。

中央69號文件——“最好一個，最多兩個”

1978年6月26-28日，新一屆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召開第一次會議。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副總理陳慕華擔任新一屆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領導小組成員來自國務院所屬的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科委、財政部、衛生部等部委的領導人員。

新一屆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著重研究了貫徹落實華國鋒主席在五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提出的三年內把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務“。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

1978年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轉《關于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第一次會議的報告》，即中發（1978）69號文件。

中央69號文件提出，”五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爭取在三年內將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發展國民經濟十年規劃綱要中規定，從一九八一年到一九八五年把全國人口自然增長率降至千分之九左右，這個奮斗目標，是新時期總任務賦予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一項艱巨而又光榮的任務“。

中央69號文件，提出”解決好有關計劃生育的各項政策“。”晚育年齡，農村提倡女23周歲，男25周歲結婚，城市略高于農村。提倡一對夫婦生育子女數最好一個最多兩個。生育間隔三年以上“。

中央69號文件，第一次將影響計劃生育工作開展的限制措施寫入中央文件。

“對于計劃生先進個人和集體。要給予表揚和鼓勵。對個別干部、黨團員、職工，不實行晚婚、節育，要進行教育，在群眾中影響很壞的，要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情節惡劣的，要給予紀律處分。對破壞計劃生育的階級敵人要及時揭露，堅決打擊。有關農村口糧分配，城市住房分配等社會經濟政策和其他一些規定，要有利于計劃生育工作的開展。”這意味著，不按照政策要求生育，將要付出諸多代價。

為貫徹中央69號文件，江蘇、湖南、天津、福建、浙江、山東、廣東等省市，召開大會傳達文件精神。遼寧、河南、河北、上海等召開地、縣會議，吉林省則以電話會議的方式，傳達到全省。特別是廣東制定了30條，天津制定了8條，以及四川、上海等省、市還先后制定了一些地方性的政策規定，提倡和鼓勵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限制和處罰生育二胎及二胎以上子女的家庭。

中央69號文件–“最好一個，最多兩個”，在實際工作中，已經向“最好一個”傾斜，生育革命，即“一胎化”政策呼之欲出。人們有理由認為，在“洋躍進”背景下形成的1978年6月26-28日的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會議，就會議內容而言，應當看作“一胎化”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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