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問題不能用邏輯來抬杠

《南風窗》：一直有人指控說中國人缺乏邏輯思維能力是從古代經典文本開始的。最先是華裔物理學家楊振寧先生，說近代科學之所以沒有在中國萌生，和《易經》有很大關系。然后是其它人，說《易經》、《論語》、《孟子》等充斥著大量自相矛盾的邏輯錯誤。

趙汀陽：前面我說了，中國古代經典多數表達的是思想，不是理論，有些觀念之間不一致也不足為奇，而且還必須考慮到，生活本身充滿矛盾，因此，表達生活的思想有些互相矛盾，反而是如實反映了生活。這不是不講邏輯。

《南風窗》：孔子說過“三年無改于父之道，可謂孝矣”。有人問：為什么是三年而不是兩年、四年？沒有任何理由。這有點類似于“辯證法”的一個邏輯困境：為什么是一分為二，而不是一分為三、為四？如何評價這些指控？

趙汀陽：就為什么是“三年之孝”而不是別的選擇這個事情而言，我想說，這里并沒有什么邏輯問題，只有文化或情感問題，而且要考慮時代背景。

假如孔子再世，他一定會考慮到今天的生活節奏，恐怕就不會推薦三年了。當年孔子為什么推薦三年，理由待考，我猜想或許是與父母養育嬰幼兒的時間大致對稱，當然不是嚴格對稱，只是一個在感情上大致對稱的選擇。如果在這些事情上用邏輯來抬杠，恕我直言，恐怕既不知學術為何物，也對情感缺乏體會。

《南風窗》：按這種說法，前面我們所談到像“天人感應”之類的神秘主義觀念，是否也不能用一句“不講邏輯”來打發？

趙汀陽：并非所有事情都是知識論問題，需要具體分析。“天人感應”，如果作為知識論斷，顯然不真，因此不可信。董仲舒自己是否相信，還是個問題。就歷史語境而言，天人感應恐怕并非知識判斷，而是虛構的一種政治壓力。先秦社會的自由空間比較大，民心向背大致能夠形成對統治的政治壓力，但秦漢以來變成專制，民意不如以前清晰，士大夫愿意虛構天人感應之類的政治壓力新維度，似乎也是一種貌似合理的選擇。當然，董仲舒們是否這樣想的，就不得而知了。

中西思維的最大區別

《南風窗》：我們同意，邏輯思維必須講究概念的明晰。而中國古代的一些經典文本，好像喜歡玩模糊、神秘。

像《道德經》里面“道可道”中的“可道”，有人說是“可說”的意思，而您說是“有規可循”的意思。在您那篇《道的可能解法與合理解法》中，您提出了一個觀點，說“中國古人的知識追求與超驗問題無關，基本上是以生活問題為界的知識追求，即使是那些關于自然萬物普遍原理的想象，比如陰陽五行之類，也是關于生活知識的藝術注釋，決非‘科學’探究”。

我不知道，這是否可以理解為這樣幾個問題：中國古人其實不喜歡在生活之外玩神秘；中國古人對關于世界本質的知識論追求沒有興趣—因為這樣，因此也不太講究西方人玩的那些邏輯？

趙汀陽：古代中國思想通常不思考超越的存在，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類生活問題上，倫理、政治、戰爭、和平之類。不過西方思想也同樣關心這些問題。如果說中國和西方思想有哪個最大區別，我愿意說，西方思想尋找永恒的、絕對的、不變的、完美的、完備的、終極的概念，西方的兩大根基思想，希臘和基督教，都追求永恒的“完美概念”，就是好到不可能更好的概念，上帝、完美的人、完美的事物、絕對無私的犧牲（耶穌）、絕對純潔的母親（圣母）、千年不壞的城堡、絕對無瑕的鉆石、無敵超人，如此等等。

完美意味著永恒、超歷史、無變化，而邏輯最適合談論此種概念；古代中國的思想意圖在于理解永遠流變的、不確定的、不可完成的存在狀態。易經、老子和孔子，都不假設完美概念，而重視永遠在途中的“存在狀態”。

《南風窗》：如何理解中西兩種思路在“是否追求完美”上不同，但并不暗示就有高下之分？

趙汀陽：舉個例子，里程碑式的哥德爾定理挫敗了數學的完備性和一致性夢想（數學最能代表完美概念），曾經讓數學家們擔心真理永遠失去了。但是，假如古代中國數學家或哲學家聽說了哥德爾定理，一定不會感到煩惱，而會相見恨晚，以老子的觀念看，不完備或不一致就是一切存在的真相。事實上，只要一件事實或問題涉及“無窮性”，就必定不完備或不一致。

易經想象，陰陽需要動態均衡；在孔子眼中，圣人也有不足之處；在老子看來，存在如水，沒有哪一個存在狀態是絕對好或好到不可變化的。這種“在路上”的狀態沒有邏輯既定的必然性，永遠分叉，永遠有歧途，而歧途也未必不能壞事變好事。這種思想與有沒有邏輯能力無關，而是思想問題和意圖不同。

《南風窗》：您的“天下體系”理論就是試圖給當今世界超越沖突不斷的“無政府狀態”提供一種思路，這一思路恰好和西方式的那些關于“世界和平”的思路有根本差異。

趙汀陽：“天下體系”試圖解決康德的和平理論所不能解決的全球化問題。在方法論和基本理念上確實有較大的不同，康德等和平理論都是從國際條件去尋找世界和平的可能性，我的方法是反轉過來的，是從世界和平理念去反推世界和平所需的必要條件。我相信“天下體系”是最好的和平理論，可以為全球化的世界制度提供理念。

比邏輯更重要的是理性

《南風窗》：邏輯學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所確定的7門基礎學科之一，可見它的重要性。您曾經做過兩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哲學日”中國項目的策劃，對中國人提高邏輯思維能力有什么樣的期待或建議？

趙汀陽：前面說到了，人人都有邏輯能力，但邏輯水平可以提高。邏輯學教學應該有助于邏輯知識的普及。不過，擁有邏輯知識并不能保證有效地應用。我見過一些邏輯學博士，驚訝地發現，他們熟知邏輯定式和推導技術，但似乎只在進行抽象符號演算時才顯示出思維的邏輯性，而在思考其他問題時卻并無優勢，甚至有時很不講邏輯。這個怪事使我意識到，邏輯不僅是一種技術，而且還是一種態度，準確地說就是理性態度。如果缺乏理性態度，多高的邏輯技術都無以致用。

因此，與其學會邏輯技術，還不如學會理性態度更重要—毛澤東時代有過“學一點邏輯”的運動，似乎并無明顯效果。至于如何才能學到理性態度，我不知道。也許至少需要意識到兩點：自己喜歡的觀念未必是正確的；正確的觀念需要論證或者證據。

文/石勇 南風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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