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助書籍出版是中央情報局的另一項大運作，因為在它看來，“書籍是最重要的戰略性宣傳工具”。據不完全統計，中央情報局在50、60年代至少參與了1000本書的出版。如吉拉斯的《新階級》和巴斯特納克的《日瓦戈醫生》都是中央情報局的推銷重點（“significant books”）。其他的書林林總總、不勝枚舉，涉及中國的至少有現任哈佛大學政治學教授麥克法（Roderick MacFarquhar）編輯的《百花齊放》（The HundredFlowers）。不光出書，中央情報局還請人在各類刊物上撰寫書評，推銷其出版物。當然所有這一切都是秘密進行的，外人根本不知道其中的黑幕。

《文化冷戰》列舉了長長一串接受過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人的名單，讀起來有點像20世紀西方文化名人錄，僅中國讀者熟悉的人就包括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理論家馬爾羅，克里斯托，羅素，柏林，阿倫特，屈林夫婦，席爾斯；社會學家貝爾；詩人艾略特，奧登，洛威爾；小說家庫斯特勒，奧威爾，瑪麗?麥卡錫；畫家羅思柯，波洛克等。

一般的書索引部分是最沒意思的。《文化冷戰》則不同，其索引部分最讓人開眼：它列舉了長長一串接受過中央情報局資助的人的名單，讀起來有點像20世紀西方文化名人錄，僅中國讀者熟悉的人就包括歷史學家小施萊辛格；理論家馬爾羅（AndreMalraux），克里斯托（Irvingkristol），羅素（Bertrand Russell），柏林（Isiah Berlin），阿倫特（HannahArendt），屈林夫婦（Lionel Trilling和Diana Trilling），席爾斯（EdwardShils）；社會學家貝爾（Daniel Bell）；詩人艾略特（T.S.Eliot），奧登（W.H.Auden），洛威爾（RobertLowell）；小說家庫斯特勒（Arthur koestler），奧威爾（George Orwell），瑪麗?麥卡錫（MaryMcCarthy）；畫家羅思柯（Mark Rothko），波洛克（JacksonPollock）等。

在這些人中，有些的確不知道自己被中央情報局利用，當有人送來頭等艙機票，被邀請去度假勝地開會，他們樂得去享受一下。有的則清清楚楚地知道資金來源，如小施萊辛格，柏林，阿隆，阿爾羅，席爾斯，貝爾，胡克，屈林夫婦。還有些人聲稱自己不知道，但知情人認為他們不可能不知道，只是為了維護自己“獨立”的形象 假裝不知道而已。

這里值得一提的有兩位小說家。一位是《正午的黑暗》的作者庫斯特勒。這位匈牙利裔英籍作家年輕時曾參加共產黨，為共產國際的宣傳部門工作。后來他變成了激烈的反共分子。1948年，他到美國轉了一大圈，在那里與中央情報局掛上了鉤，正是聽了他的建議后，中央情報局把宣傳的重點放到了“非共左翼知識分子”身上。他對英國政府的諜報部門IRD（The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提出了同樣的建議。他得到的回報是，《正午的黑暗》出版后，IRD秘密買下五萬本送人，使他大撈了一筆稿酬。

另一位是《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的作者奧威爾。在小說中，他表現出對監視一切行為的“大兄弟”和告密者的強烈憎恨，但他自己卻兩方面的癖好都有。奧威爾有個習慣，走到哪兒都隨身帶著一個藍皮四開筆記本，記錄可疑的人和事。到1949年，筆記本中已包括了125個人的材料。奧威爾懷疑這些人有的顯現了“同性戀傾向”，有的“好像是黑種”，有的大概是“英國猶太人”。如果僅僅是自己記著玩玩也就罷了，而奧威爾卻在冷戰高潮的1949年主動跑到英國諜報部門IRD舉報了35個“共黨同路人”，使這些人的名譽和生活受到嚴重打擊。奧威爾曾在《動物農莊》的序言中堂而皇之地引用伏爾泰的話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但會誓死保衛你說話的權利”。但他臨死前的作為卻好像是說，“我不贊成你的觀點，所以我有權向有關當局檢舉你”。不過言行不一的“自由主義者”又豈止奧威爾一人。

《文化冷戰》雖然長達500多頁，但內容引人入勝，拿起來就希望一口氣讀完。如果說它有什么缺點的話，大概可以指出兩點。一是它只涵蓋了1947至1967年，這也許是由于有關以后年代的文件美國政府還沒有解密的緣故，而不是因為中央情報局洗手不干了。最近美國《混合語》（Lingua Franca）雜志揭露，中央情報局在1996年后加緊了對學術界的滲透。以筆者熟悉的政治學界為例，就有不少人為中央情報局工作，如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院長約瑟夫?奈（JosephS.Nye），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美國政治學會會長Robert Jervis，以及我在耶魯大學政治系的同事Bradford Westefield。他們本人也不否認。《文化冷戰》的另一個缺點是它沒有涉及中央情報局在亞洲的宣傳活動。中央情報局豈有放過亞洲（特別是中國）知識界的道理。也許桑德絲本人對亞洲知識界的背景不了解，所以沒有能力涉及。但愿有一天有人能彌補這個缺憾。

不過《文化冷戰》的最大貢獻是它用確鑿的證據證明中央情報局的手伸得很長，幾乎無所不在。又是顛覆，又是宣傳，也許還有其他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

（作者：王紹光，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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