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情報局的宣傳手法十分靈活。這里僅舉幾個例子。《動物農莊》是反共電影的代表作，而這部片子實際上是由中央情報局導演和資助的。1950年，喬治?奧威爾死后不久，中央情報局就派人到英國與其遺孀商談將《動物農莊》改編為電影的問題。獲得電影權后，中央情報局找到愿意為它當幌子的制片人，并通過間接方式把錢打入制片人的賬戶，于是才有了這部在當時最具規模的動畫片（共動用80位卡通畫家，設置750個場景，繪制30萬幅彩圖）。中央情報局不僅出錢，也直接干預劇本改編。據美國心理戰爭署（The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1952年1月23日的備忘錄說，原作的結尾傳達不出明確反共的信息。為了激起觀眾強烈的反共情緒，電影對結局做了重大改編，代表腐敗資本主義的農場主不見了，只留下面目可憎的代表共產主義的“豬”。
同樣的事發生在對奧威爾另一部小說《一九八四）的改編上。原著本來表達的是對一切專制政府的厭惡，既包括左翼專制，也包括右翼專制。但這并不是中央情報局所需要的。中央情報局要的僅是對共產主義的丑化。盡管奧威爾曾明確表示不允許對《一九八四》做任何改動，由美國政府出資制作的電影《一九八四》還是對原著動 了不少手腳，尤其是結尾部分，完全違背了作者的原意。電影《動物農莊》和《一九八四》于1956年同時上市，為了擴大影響，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安排在主要報刊上發表評論和社論，并分發了大量電影票的折扣券。
中央情報局最具創意的宣傳運作恐怕是對抽象表現主義（abstractexpressionism）的推銷。也許有人會問，完全沒有實際意義的抽象藝術怎么可以用來做反共武器呢？我們千萬不可小瞧中央情報局的想像力。正是因為抽象藝術沒有實際意義，它恰好可以用來對抗共產主義。一位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事后解釋道：“這是一種與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毫無關系的藝術形式……莫斯科當時對任何背離社會主義現實主 義的作品都大加鞭笞，因此我們認為他們反對的東西一定值得我們的大力支持。”
當然，由中央情報局出面推銷抽象藝術不太合適，但愿意為中央情報局效力的博物館很多。美國的博物館和藝術收藏館大多是私人性質的，其中收藏當代藝術和先鋒藝術最負盛名的當屬設在紐約的“現代藝術博物館（theMuseum Of Modern Art）”，它因此變成了中央情報局的首選。中央情報局選用“現代藝術博物館”還有一個不能公開說明的理由：該館負責人中有不少與中央情報局有千絲萬縷的聯系。由于準備周全，“抽象表現主義展”十分轟動，并在藝術界形成了一個強勁的新流派。事后，有些中央情報局的工作人員不無得意地說，“中央情報局是50年代美國最好的藝術評論家”；“我們是抽象表現主義運動的真正締造者”。
由于經費充足，中央情報局搞起宣傳來幾乎無孔不入。用它自己的話來說，“所有的知識領域，我們都有興趣，從人類學到藝術創作，從社會學到科學方法論，無一例外”。為了滲透這些領域，中央情報局很善于借用在這些領域通行的一些運作方式，包括舉辦講座和研討會，創辦學術刊物，開設圖書館，資助學者互訪，捐助講座 教授位置等。
大運作全力以赴，小把戲也是中央情報局的擅長。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種族隔離政策依然十分嚴重，遭到了社會主義陣營和西方進步力量的強烈批評。為了洗刷美國的劣跡，中央情報局特意安排了一些黑人藝術家赴歐洲巡回表演。更令人叫絕的是，它買通好萊塢的一些導演，在電影中將黑人的居住和生活條件刻意拔高，試圖給觀眾造成美國黑人很幸福的假象。
在中央情報局資助的刊物上，并不是完全輿論一律。對美國不關痛癢的小罵、小調侃時不時會出現一些，這樣才能顯現出其“超然”的立場。但把關人絕對不允許違背美國外交政策的批評曝光。例如麥克唐納1958年為中央情報局資助的《撞擊》（Encounter）雜志寫了一篇題為《美國，美國》的文章，其中批評了美國的庸俗的大眾文化、粗鄙的物質享受主義。這樣的文章顯然與美國宣揚的所謂“美國價值觀”相抵觸。盡管麥克唐納與中央情報局的外圍組織過從密切，他的文章還是遭到了封殺。
上面提到中央情報局搞宣傳的經費充裕，那么到底充裕到什么程度呢？一位它的工作人員是這樣形容的，“我們根本就花不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沒有人來查賬，真是不可思議”。可以這么說，中央情報局最厲害的武器就是它取之不盡的銀行存款。
當然，中央情報局不會傻到公開拿錢出來贊助其重點宣傳對象，一切資金運作都是秘密的。它有時會找一些個人、公司或其他機構，請他們將錢以自己的名義捐給中央情報局的贊助對象，或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基金會。這些機構和個人在中央情報局的術語中叫做“安靜的管道（quiet channels）”。中央情報局設立的幌子基金會很多，其中最臭名昭著的是“法弗德基金會（Farfield Foundation）”；中國學者熟悉的“亞洲基金會（AsiaFoundation）”當時也屬于這一類。
但幌子基金會也有缺點，它們很難做得太大，否則會太引人注目。最好的方式是通過民間大基金會洗錢。基金會不像公司必須對股東定期交代賬目，隱蔽性較高。愿意為中央情報局效勞的民間基金會還真不少，有些甚至找上門去為中央情報局服務。“凱普倫基金會（Kaplan Foundation）”便是一個例子。但在冷戰期間真正幫了中央情報局大忙的是諸如“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Foundation）”，“卡內基基金會（CarnegieFoundation）”這樣的大牌基金會。中央情報局往往將經費撥到這些基金會的賬上，然后這些基金會再以自己的名義把錢“捐助”給中央情報局指定的對象。據透露，在1963至1966年間，美國向164家基金會共撥發700筆10000美金以上的款項（當時這是很大的數目），其中至少有108筆完全或部分來自中央情報局。在這些基金會所有對國際活動的贊助中，有將近一半來自中央情報局。
除了設立“文化自由美國委員會”和“文化自由大會”在30多個國家的分支機構外，中央情報局贊助了大量政論性刊物和文化刊物。這些刊物包括著名的《撞擊》，《評論》（Commentary），《新領袖》（Newleader），《黨人評論》（Partisan Review），《肯友評論》（Kenyou Review），《哈德遜評論》（HudsonReview），《塞萬尼評論》（Sewanee Review），《詩歌》（Poetry），《思想史雜志》（The Journal of the Historyof Ideas），《轉型》（Transition），《審查》（Censorship），《代達羅斯》（Daedalus，是美國科學與藝術院的機關刊物）。直接注入經費是一種資助方式，另外中央情報局還讓“文化自由大會”免費為各國知識精英訂閱這些刊物，間接資助它們。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央情報局到底在忙些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