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清朝收復西北與新疆建省

西北邊疆危機成為當時困擾清朝的嚴重問題。阿古柏入侵初期，清朝政府忙于鎮(zhèn)壓內地農民起義，無力西顧。后隨著沙俄侵占伊犁，新疆危機加劇，而陜、甘回民族起義已基本被平定，清朝于是積極采取措施，籌劃布置，力圖早日收復新疆。

然而正當清朝關注西北之際，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出兵入侵臺灣，東南海防亦出現(xiàn)危機。于是清朝政府對出兵收復新疆產生分歧，出現(xiàn)了一場有關“海防”與“塞防”之爭。爭議的焦點，實質是要收復新疆還是放棄新疆。以陜甘總督左宗棠為代表的一方力主收復新疆，提出“東則海防，西則塞防，二者并重”的戰(zhàn)略思想，但認為首要之務在于注重“塞防”，因為“但使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則各國必不致構釁于東南”。光緒元年三月(1875年5月)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西北軍務，全面負責規(guī)復新疆。

左宗棠接任后，整編部隊，籌集餉銀，制定作戰(zhàn)計劃：以消滅阿古柏政權為第一階段目標，以驅逐沙俄、收復伊犁為第二階段目標。次年春，左宗棠移行營于肅州，調集湘軍及原新疆駐防軍五萬余人組成西征軍，以劉錦棠為前鋒，率師西進新疆。清軍依計劃先取天山北路，在烏魯木齊地區(qū)發(fā)動進攻，先后將烏魯木齊、瑪納斯、吐魯番、托克遜的阿古柏軍驅逐，進而揮師南下天山南路，克吐魯番，然后乘勝西進。阿古柏為部下所殺，其殘余或被消滅，或逃往境外。經過一年半的時間，清軍完全消滅了阿古柏政權，收復了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

沙俄出兵占領伊犁后，清朝曾多方交涉，要求交還伊犁。沙俄百般拖延，拒不交出。清朝消滅阿古柏政權后，遂于光緒四年(1878)遣崇厚赴俄交涉收回伊犁，結果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交收伊犁條約》。清朝不予批準，一邊令左宗棠積極備戰(zhàn)，一邊改派曾紀澤赴俄重談，最后簽訂《中俄伊犁條約》。該約雖較前約挽回了一些損失，但仍是一個不平等條約，使清朝喪失了大片領土和權益。光緒八年(1882)二月，清朝政府正式接收伊犁，最終完成了收復新疆的任務。

新疆淪陷后，原設新疆軍政機構幾乎全部瓦解。清軍在收復新疆的過程中，為了維護社會治安和進行各項善后工作，在新疆各地設立善后局。善后局是臨時的統(tǒng)治機構，由左宗棠等從入疆作戰(zhàn)的軍隊中臨時抽調派遣人員，組成善后局的行政編制，主要指責是“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廣興屯墾、清丈地畝、厘征賦稅、分設義塾、更定貨幣數(shù)大端為最要”。清朝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及善后局的組織協(xié)調，使新疆經濟得以逐漸恢復，政治社會逐漸安定。

由于新疆的政治形勢發(fā)生重大變化，原先管理新疆伯克制、札薩克制等藩部統(tǒng)治制度遭到破壞，并且已經不適應新的統(tǒng)治形勢。左宗棠針對當時的現(xiàn)實情況，提出在新疆設立行省、全面實行郡縣制的主張。自光緒三年到八年(1877-1882)，左宗棠多次上奏朝廷，強調“為新疆畫久安長治之策，紓朝廷西顧之憂，則設行省，改郡縣，事有不容已者”，闡明新疆設省的必要性。同時，左宗棠還指出，伯克制阻礙了當?shù)厣鐣洕陌l(fā)展，建議在善后局的基礎上在各地設立新的行政建置，直接管理各地民政事務。劉錦棠繼左宗棠主持新疆軍務后，進一步提出了具體的建省方案，使新疆建省最終得以實現(xiàn)。光緒十年九月(1884年11月)，清廷發(fā)布上諭：“前經左宗棠創(chuàng)議改立行省，分設郡縣，業(yè)據(jù)劉錦棠詳晰陳奏，由部奏準。……著照所議，添設甘肅新疆巡撫、布政使各一員。”隨后“授劉錦棠為甘肅新疆巡撫，仍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事宜”，“以甘肅布政使魏光燾為甘肅新疆布政使”。這標志著新疆行省正式建立。

新疆建省是清朝邊疆統(tǒng)治制度的重大變革。如前所述，清朝在其建立和發(fā)展過程中，繼承了中國歷代王朝傳統(tǒng)的政治理念，孜孜于大一統(tǒng)之治。由于清起于邊疆少數(shù)民族政權，故在對邊疆民族地區(qū)的統(tǒng)治管理方面又有其獨到之處。清朝把全國分為內地(包括西南地區(qū))和藩部兩大部分，對內地采取行省體制加以管理，對蒙古、新疆、西藏等邊疆民族地區(qū)采取“因俗而治”的藩部管理體制，并通過嚴格封禁政策將內地與藩部隔離開來。這在當時的王朝體制下是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它有利于清朝對邊疆民族地區(qū)實行有效統(tǒng)治，有利于邊疆的穩(wěn)定與統(tǒng)一。但是1840年以后，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中國傳統(tǒng)王朝體制被打破，清朝不得不屈辱地被納入近代國際關系體系中，開始了其近代化的變革。舊有的藩部管理模式無法適應這種發(fā)展、變化。邊疆與內地政令不一，邊疆與內地之間、邊疆各地之間封禁隔離，不僅嚴重阻礙著邊疆與內地的交流與聯(lián)系，不利于邊疆地區(qū)的建設和邊疆民族的發(fā)展，而且也不適應于近代國際關系體系下的邊疆防御，不能有效抵御西方列強的入侵。因此，清朝在收復新疆后，改變了以往的“因俗而治”的藩部管理模式，設立行省，推行郡縣制度，實行與內地劃一的邊疆政策。這大大有利于中央政府對新疆地區(qū)的管轄，保證了中央政令暢通，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統(tǒng)一，有利于抑制外來侵略，保衛(wèi)國家領土完整和邊疆安全。同時，新疆建省后廢除了比較落后的伯克制度，在某種程度上減輕了農民負擔，緩和了社會矛盾，促進當?shù)亟洕幕謴秃桶l(fā)展。另外，由于舊有的民族隔離、封禁政策被取消，大批內地人民遷居新疆，加強了新疆與內地的政治、經濟、文化等各個方面的聯(lián)系，促進了西北邊疆的開發(fā)。

新疆建省是歷史發(fā)展的必然趨勢，是在傳統(tǒng)中國融入近代國際關系體系的過程中，清朝政府面對列強入侵、邊疆危機的現(xiàn)實，對邊疆管理體制所作出的重要調適，在中國邊疆管理制度史上具有重要的里程碑意義。

來源:《文化縱橫》作者:劉正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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