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在中美關系進入“深水期”的時代背景下，以軍事與戰爭主題為緣起，重申美國以基督新教觀念區分敵我陣營的觀點，提出中國是否有以同理心對待美國基督新教觀念的可能，進而考慮由“戰略透明，互為人質”為起點尋求改善中美溝通的務實路徑。在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工作中，視角優于觀點。以本文為例，如果不能從研究對象思想和行動的起點思考問題，則很難理解其言行。“換位思考”的風險固然在于因“考察”而混淆“立場”的尷尬，但研究中基于事實的思辨應是不受限的。
冷戰結束后，但凡論及中美關系，似乎沒有哪個時期像當下這樣令兩國朝野各界感到忐忑。如果試圖從美方的角度去看待現在的情勢，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外交關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Carla Park Freeman）的觀點就頗有代表性：“我認為有人試圖重新調整對美中關系的說法，認為美國試圖說服中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努力失敗了。特別是在華盛頓，我們聽到了有許多人在這么說”1。但是，當我們以“2019年是中美建交40周年”這一時間節點在更大尺度與更廣維度上來考察中美關系時，可能會感到傅瑞珍“目前兩國關系的事實是，山上有兩只猛虎，這兩只虎之間必須有一場搏斗”2的說法頗為吊詭，因為她所說的“目前”并不像這40年間一開始的那10年——彼時，雙方的關切似乎更聚焦于基于軍事乃至戰爭的安全問題。而當下關于貿易問題的折沖樽俎即使出現最糟情形，也不會像安全問題的一般結果那樣激烈到讓所有人立刻感到難以承受。
這種吊詭的感覺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歷史中如影隨形，勢如雙方鄭重其事地向對方表達自己的核心關切時卻時時深覺雞同鴨講。回顧過往，除了各個層次的“利益”之外，看起來似乎沒有別的其他事物能夠成為雙方達成共同認知的基礎。
“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這個論斷廣為人知。事實上，“利益”不一定是永恒的，因為所謂的“利益”都是受限條件下的所指。
本文并不致力于中西學理的精研、解讀、闡發和套用，只是嘗試以“利益”之外的考量對中美溝通中美國一方思想和行動的起點做一考察和側寫。筆者認為，鑒于中美關系領域諸問題的復雜性，沒有什么畢其功于一役的撒手锏或“銀彈”3可言。多一種聲音就多一種角度甚至是一種政策選項。即便這種聲音會被稱之為荒謬或狂悖，但很難說荒謬與正確/狂悖與務實的互換和黑與白/陰與陽的相互轉化有本質的不同。需要說明的是，所述觀點未必見得有什么洞見和新意，但老調重彈的目的無外乎自覺這些看法頗為重要，需要反復強調罷了。
美國以基督新教觀念區分敵我陣營的近世簡史
“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4。毛澤東的斷言對中國革命如是，對美國之路亦如是。在這個問題的認識上，美國衡量敵友的標準除了人盡皆知的“利益”外，還有一些別的聲音——基于基督新教的善惡觀就是其中的一個重要角色。
如果從“沒有限度的暴力行為”5即戰爭這一視角對美國的敵友判斷問題予以觀瞻，其最高標準是宗教觀念。2019年是同盟國參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解放歐陸行動75周年。75年前的D日6，時任美國總統羅斯福在全國廣播講話中以這樣的話語開篇：“全能的上帝：我們的子孫，我們國家的驕傲，在這一天開啟了一場偉大的行動，為維護我們的國家、我們的宗教，以及我們的文明而奮戰。”盟軍在歐洲的最高指揮官艾森豪威爾則將其稱之為“偉大的十字軍東征”7。在血肉橫飛你死我活的時刻，不去強調統治者的根本利益而是在宗教問題上濃墨重彩，這正是美國人的做派。這種美國式的直抒胸臆并不完全是惺惺作態。
在絕大多數人篤信基督新教的美國8，《圣經·新約》啟示錄中“世界末日會有一場世界范圍內的善惡之戰，此役之后將是耶穌基督的再臨和千禧國的實現之際”的戰爭景象深入人心。當人們從樂觀的19世紀邁入悲觀的20世紀，見識了一戰的爆發和納粹的興起時的末日景象時，基督教跨越千年的訓誡又一次開始在歐美各國的上空縈繞。普通民眾從基督教中得到的首先是慰藉。二戰期間，“當英國遭受納粹轟炸時，路易斯9曾多次應邀到英國皇家空軍基地和英國廣播公司（BBC）就人類面對苦難和死亡如何堅定信仰發表演講，極大地鼓舞了英國軍民的士氣”10。此后，歐美人開始用“邪惡”去談論和書寫“社會主義”。英國學者弗里德里希·奧古斯特·馮·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討論了“納粹的社會主義根源”11，美國學者弗朗西斯·福山更是認為，當歐洲的自信被一戰摧毀后，“新型的惡”12接踵而至。在他看來，這種“新型的惡”既是法西斯主義，又是共產主義。
福山認為，“在高效的警力、群眾性政黨和試圖控制人類生活方方面面的極端意識形態的支撐下，這種新型國家（極權主義）13開啟了一項妄圖統治世界的新計劃。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和斯大林統治下的俄國，這兩個極權主義所犯下的種族屠殺，人類歷史上找不到先例，從許多方面來看，正是現代性14本身使其得以可能”。15他還提出，“如果沒有道德的進步，技術的力量就只會促進邪惡目的”。16在論及道德問題時，福山則認為存乎某種普世的觀念——“基督教第一次提出了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觀念，并由此為世界上所有人構想了一個共同的命運”17。所謂的共同命運就是實踐基督教理念的社會秩序，建立起自清教徒跨渡美洲以來就想建立的基督教王國。批判者關于“自由民主受到兩種主要的敵對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挑戰”的論斷也深深地植入了美國人的腦髓，成為某種意義上的“思想鋼印”18。
二戰結束，法西斯國家雖然被摧毀了，“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沖突雖可以緩和，但這種沖突以及世界末日戰爭的可能性，從未完全排除掉”19。時任英國首相丘吉爾“除了在英聯邦和美國——那里的共產主義運動還在嬰兒時代——共產黨，即第五縱隊到處構成對基督教文明的日益嚴重的挑釁和危險”的讖言已然成為達摩克利斯之劍。繼而鐵幕落下，東西冷戰開啟。
蘇東紅旗落地之后，中美關系從以安全為關切為核心向以貿易關切為核心轉變，過往的30年，無論是將中美關系冠以“戰略伙伴關系”也好，還是“利益攸關方”或“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也罷，在中美關系的風云變幻中，貿易關系似乎成為了中美關系的壓艙石。但是，新近以來，以哈德遜研究所演講為代表的一系列重要事件表明，即使是在貿易問題上，美國對中國的詰問也開始全面升級。究其根本，美國質疑的不僅是中國是否能夠遵循既有的布雷頓森林體系相關的規則和規范而不是另起爐灶自行其是，更是美國過去因一時的現實政治需要避而不談的“共產主義與民主主義之間的沖突”是否終究難以逃避——如果說這30年就是傅瑞珍所說的“美國試圖說服中國成為民主國家的努力”所預計的時限，那么，在中美建交40周年的時刻，一個因極限而可能出現的預設拐點是否可能到來？
在中美關系領域諸問題上中國是否有以同理心對待美國的基督新教價值觀之可能？
提問即疑問，筆者并無結論或是傾向性的看法。
從悲觀的角度看。對于美國的基督新教價值觀立場，中國學者于歌提出了一個一攬子看法：“中美現在的對立，究其本質，是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是社會主義無神論與基督教有神論的對立，是傳統的儒家式的務實主義與基督教追求天國精神的對立，是復活的佛教意識與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對立，是固守傳統價值和馬克思主義價值觀的努力與試圖將世界納入基督教價值體系的努力之間的對立。背后，是美國的基督新教信徒與中國共產黨人之間的較勁，是美國基督徒與中國傳統力量的較勁”20。
我們可以不贊同上述看法的部分或全部，但并不影響我們以上述看法為假設來重新審視中美關系的相關問題，由此可以方便理解前文所述的“思想鋼印”——特別是對“邪惡”和“末日戰爭”的理解。
用“邪惡”去形容國家行為體，用“末日戰爭”來指代國與國之間的戰爭或武裝沖突，把“我們信仰上帝”（In God We Trust）印在美元上的美國人是這樣解讀的：“美國應該向太平洋挺進，占領中國和日本的門戶，首先抵制住日本人的反基督教勢力21，然后為防范黃種人中國的崛起做準備”22。但這只是手段，終結目標則是“擺在基督教世界面前的重任，就是將包圍著自己的眾多古老的異域文明——首先是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文明——納入自己的胸懷，并融入自身的理念之中”23。
對習慣于“子不語怪力亂神”的中國人而言，既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的論斷，具體到兵事，又有“死生之地，存亡之道”的領悟，用具有強烈宗教色彩的詞匯去嚴肅地討論兵戎，不僅會在心理上感到訝異，還會在情感上難以接受，更是在理智上不可理解——中國人可能會更多地認為，“美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的原因主要是中美在“誰是全球家長”問題上的利益沖突，中美雙方即使要規避沖突，其指向也應該是“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必有一戰”的“修昔底德陷阱”而非其他。
一個是In God We Trust，一個是無神論，這似乎從起點上就直接否定了本節的提問。
從樂觀的角度看。美國人大衛·艾克曼（David Aikman）在其著作Jesusin Beijing: how Christianity is transforming China and changing the global balance of power中指出，中國的主流傳統意識形態雖然遠離神，但并不敵對神，在中國有眾多信徒的佛教雖只有偶像崇拜而不信神，但不敵視。此外，艾克曼認為，由于中國曾在歷史上對基督教表現得非常友善和寬容，即使今日之中國堅持無神論，也不會是基督教世界致命的敵人。
艾克曼甚至提出了這樣的看法——中國有可能變成像其鄰國韓國那樣的基督教人口占多數的國家，并將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基督教大國，成為世界重要的福音力量。由此，中國因為在價值觀上與美國的一致而受到美國的歡迎，并將因此跳出“文明的沖突”，與美國共同建設和維護世界的文明秩序。同時，美國將會支持中國在亞洲的領導地位，臺灣問題迎刃而解。而中國又會因為和伊斯蘭國家有著傳統的良好關系，最終將成為向伊斯蘭國家傳播福音的重要力量。
艾克曼著作的中文譯名直譯為《耶穌在北京：基督教正在如何改造中國以及改變全球的勢力均衡》，授權中文本譯名為《耶穌的羊馴服中國的龍》。艾克曼的著作流傳已有16年，從國人感同身受的體驗來看，卻與中國當下的現實國情有著相當隔膜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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