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田會議只開了2天（1929年12月28～29日），但它的歷史意義卻重大而深遠。從井岡山朱、毛紅軍勝利會師以來，持續了一年零八個月的各種爭論，在這2天的時間里作出了最終定論。所以，要全面認識古田會議的重大歷史意義，僅就古田會議的地點、內容、決議來認識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放到古田會議召開前復雜的歷史背景下予以全面認識。

古田會議會址

沒有朱、毛之爭就沒有古田會議

深入研究古田會議前后的黨史軍史，有一種感受越來越強烈：沒有朱、毛之爭就沒有古田會議，沒有前委、軍委之爭就沒有古田會議。在古田會議召開前的爭論過程中，涉及我黨我軍的眾多重要歷史人物，毛澤東、朱德、支持朱德的陳毅、支持毛澤東的林彪，以及在其中激化矛盾的劉安恭，還有作為中央領導人的周恩來，且他們各自的人物關系基本上也在古田會議召開前后完成了整合。所以，古田會議不僅對我軍具有深遠影響，對我們黨都影響巨大。

探究古田會議的來龍去脈，便會發現它深層觸及朱、毛紅軍會師以來出現的種種深層矛盾和問題。1928年4月，朱、毛紅軍勝利會師，使中國共產黨的力量，尤其是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得到了空前加強；4月28日，根據湘南特委的決定，會師紅軍建立了工農革命軍第四軍；5月底，根據中央的要求，改為工農紅軍第四軍，這就是紅四軍的由來。這是朱、毛紅軍會師的重大成果，沒有這次會師，紅軍的戰斗力不可能提升得如此之大。

當年紅四軍的編成：第28團，南昌起義的部隊；第29團、第30團、第33團，湘南起義的農軍；第31團，秋收起義的部隊；第32團，原來占據井岡山的王佐、袁文才的部隊。其中，主要力量是第28團、第31團，也是參加過南昌起義和秋收起義的兩支隊伍。后來，第29團、第30團和第33團在“八月失敗”后潰散了，第32團在紅四軍離開井岡山根據地的時候也基本損失了。所以，第28團和第31團就成為中國共產黨武裝力量的“家底子”。南昌起義部隊的領導人朱德，秋收起義部隊的領導人毛澤東，也成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力量中兩個不可替代的關鍵人物。

新中國成立后，參加過秋收起義的譚震林曾回憶，“假若朱德不把南昌起義隊伍拉上井岡山，而井岡山上只有秋收暴動留下的這一點兒力量，將很難維持下去。秋收暴動的主力，是湖南的農軍、瀏陽的學生、安源的礦工，戰斗力很弱。部隊上了井岡山，與井岡山上袁文才、王佐的部隊會師，戰斗力依然很弱”。譚震林還說，“我們在井岡山時，今天下山打這個也打不過，明天下山打那個也打不過，只好退守山上，憑險據守。朱德帶領的南昌起義部隊到了，軍官幾乎都是黃埔軍校畢業的，士兵清一色來自北伐‘鐵軍’，井岡山由此戰斗力大增”。這就是朱、毛會師之后，在第28團和第31團這兩個重要的紅軍發展來源中，第28團——原南昌起義部隊起到的歷史性作用，同時也奠定了朱德在工農紅軍中的地位。

當時直接領導紅四軍的黨組織有三個：第一個是湖南省委前委，書記是毛澤東；第二個是湘贛邊界特委，書記也是毛澤東；第三個就是紅四軍軍委，毛澤東當過書記，后來，朱德和陳毅也分別當過書記。根據1928年6月的中央來信（即“六月來信”），指示紅四軍前委要組織軍事委員會（即軍委），以朱德為書記，以陳毅為士兵委員會秘書長，后來的前委、軍委之爭就是由此開始的。

而且，參加過南昌起義的第28團和參加過秋收起義的第31團，這兩支部隊在建制上有所不同。秋收起義部隊經過了“三灣改編”，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而南昌起義部隊只在連一級設立了黨代表。毛澤東后來就講過，“紅軍之所以艱難奮戰而不潰散，‘支部建在連上’是一個重要原因”“兩年前，我們在政府軍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一個支部，故經不起考驗”。毛澤東提到的“葉挺部”，就泛指南昌起義部隊，當時在每個團設一個黨支部。毛澤東講話的意思，其實就是指在黨的領導絕對化方面，秋收起義部隊是強于南昌起義部隊的。

當時，參加過南昌起義的第28團的一些“鐵軍”老兵，打仗時戰斗力的確很強，但他們長期脫離生產、脫離群眾，加上對打土豪、分浮財和“共產”的誤解，片面地認為“你的就是我的”，戰場紀律、群眾紀律意識比較淡薄。當時的情況是，南昌起義的“鐵軍”瞧不起秋收起義的“農軍”，嫌“農軍”土氣，沒有經過正規訓練，沒有打過硬仗。秋收起義的“農軍”也看不慣南昌起義的“鐵軍”，認為他們流里流氣，有兵痞、軍閥主義傾向，等等。南昌起義部隊打勝仗多，人多槍好，但不愿意把槍支拿出來支援“農軍”。秋收起義部隊收入較多，財政狀況較好，但也不愿意拿出來資助“鐵軍”。

譚震林回憶說，“當時，朱德到第31團講話不大受歡迎，毛澤東也輕易不到第28團去講話。現在，我們說到井岡山，首先想到的就是朱、毛勝利會師的大油畫，其實，朱、毛會師后形成一體化的堅強紅軍力量，那是古田會議以后的事。古田會議以前，南昌起義部隊和秋收起義部隊在管理和作風上差別明顯。因此，這兩支部隊走到一起，最初的爭論和斗爭是難以避免的”。

斗爭的起因，由柏露會議開始。當時，會議的議題就是“井岡山守不守、留不留”的問題，究竟是鞏固井岡山根據地還是出擊贛、閩，朱、毛在會議上就爭起來了。當時的大背景是：1929年1月，蔣介石對井岡山地區進行第三次“圍剿”，調集了8個旅約3萬多兵力，給井岡山帶來了巨大壓力。這時候，雙方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堅持固守井岡山，認為井岡山地勢險峻、易守難攻，敵來則集中對付敵人，敵去則分兵發動群眾，根據地的擴大應采取“波浪式”發展，但一定不要放棄它；朱德則認為不行，要跳到外線打游擊，放棄井岡山。朱德認為，井岡山東、西被湘江、贛江夾住，無法徒涉，南、北也難以發展，缺乏足夠的回旋余地，紅軍應出遠道打游擊，光守井岡山守不住。

當時還有一個現實情況，兩軍會師后井岡山兵力陡然大增。到過井岡山的人都知道，井岡山地區山多人少，供養如此規模的一支紅軍隊伍，經濟上很困難，再加上敵人的外線封鎖，雙方產生意見分歧在所難免。毛澤東認為，朱德要放棄井岡山去打游擊是“游擊主義”；朱德認為，毛澤東守住井岡山不放是“保守主義”。今天，當我們客觀地分析這一爭論，也不能說毛澤東當時的意見都是對的。

后來，毛澤東被迫同意出擊贛南。出擊贛南后，他發現贛南、閩西空間非常大，最后就在贛南、閩西建立了以瑞金為中心的中央蘇區。粟裕當時還是紅軍的一名基層干部，任第28團某連政治指導員。粟裕就講過：“井岡山作為一個防守的要地是可以的，但作為一個戰略出發地不行。”因為井岡山地域狹小，資源有限。

由此可以看出，最初的朱、毛之爭，朱德出擊贛南的意見是相對合理的。當時，在他們兩人各持己見、爭論不下的時候，陳毅出來做調和工作。陳毅認為，朱、毛各有道理，井岡山地勢險要、易守難攻，的確是難得的好地方，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敵人還在搞經濟封鎖，如不分兵遠行打游擊，很難打破敵人的第三次“圍剿”，紅軍將陷入困境。

柏露會議最終采納了陳毅的意見，決定由彭德懷率第30團和袁文才、王佐的部隊留守井岡山。朱、毛率領紅四軍主力第28團、第31團出擊贛南，外線作戰，引開敵軍，打破經濟封鎖。當時還沒有想到建立廣大的蘇區，本想引開敵軍后再回來，結果一去不回。因為，一出去就發現了贛南、閩西這塊更好的根據地。這說明，朱德當時堅持出擊贛南打游擊的意見是正確的。毛澤東后來也欣然采納了此意見，與朱德合力開發了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而閩西就包括古田。

但從井岡山出擊后的紅軍也并不是一帆風順的，當時，剛剛下山后的紅四軍非常困難，前有堵截、后有追兵，連續打敗仗。加上沿途都是無共產黨組織、無革命群眾的地方，紅軍處境十分被動。那真是紅軍最困苦的一個時期。

困境導致爭論。困境的原因是什么？當時，部隊在給養、宿營方面面臨很多困難，大家覺得第28團、第31團不能合在一起，想分兵，由朱德帶一部分力量，毛澤東帶一部分力量，各干各的。這就是所謂集權、分權之爭。集權、分權之爭，起因就是由分兵開始的。后來的羅福嶂會議有一個重要話題就是“分兵”。

羅福嶂會議前，紅四軍部隊進行了改編，這個改編就是為分兵作出的組織準備。部隊改編為兩個縱隊：一縱隊由第28團、特務營合編，黨代表陳毅，縱隊長林彪；二縱隊由第31團編成，黨代表蔡協民，縱隊長伍中豪。當時，毛澤東堅決反對分兵，他認為，只有整個紅軍主力在一起行動，才不易被敵人各個擊破。所以，在1929年2月3日召開的羅福嶂前委會議上，朱、毛發生了激烈爭論，毛澤東堅決壓下分兵意見，決定不討論這個問題，引發了大多數人的不滿。最后，毛澤東在羅福嶂會議上以前委的名義提出，朱德任書記的軍委暫停辦公，軍委機關改編為政治部，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實際上就使朱德失去了決策權。

當時，毛澤東領導前委，朱德領導軍委，要想不分兵，里面就有個“統一領導”的問題。為了斷掉分兵的念頭，毛澤東干脆把軍委撤了，將軍委改編為政治部，自己兼任政治部主任。這個決定后來被一些人說成是毛澤東集權，既擔任前委書記，又擔任黨代表，還兼任政治部主任，大權獨攬，也為以后更激烈的爭論埋下了“根”。

當時取消軍委后，最初一段時間紅軍發展還是很順利的，沒有了前委、軍委的相互掣肘，毛澤東指揮戰斗得心應手。當時打得很順，殲滅了敵人2個團，是紅軍下井岡山以來第一次打勝仗。

正當紅軍局面有所好轉之時，中央的“二月來信”也到了前線。“二月來信”是中央考慮到前期毛澤東、朱德反映的，紅四軍離開井岡山后極為困難的實際情況，在聽取了共產國際的意見后提出的，要求朱、毛毅然脫離部隊，速來中央，讓紅軍留在原地分散打游擊，因為朱、毛在一起目標太大。但中央“二月來信”到前線時已是4月份了，當時的局面已有所好轉，紅軍已不再被動挨打了。所以，對中央“二月來信”的意見，朱、毛都表示反對。

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的名義復信中央，指出中央“二月來信”對紅四軍當時的客觀形勢和主觀力量估計過于悲觀，意見不切實際。朱德雖也不同意“二月來信”的觀點，但認為不應批評中央。兩人的意見大體是一致的，但表達的方式不同。

當時，毛澤東是下級，上海的中央是上級，毛澤東寫信批評中央，就留下了后來被人指責“不服從中央領導、直接寫信與中央決策對抗”的話柄。紅四軍中一些主張分兵游擊的人，就以此事為由，講毛澤東不服從中央、大權獨攬，再次要求紅四軍分兵游擊。

應該說，中央的“二月來信”，不僅沒有調和朱、毛之間的矛盾，反而使矛盾擴大化了。正在矛盾擴大的時候，來了一個關鍵性人物劉安恭。劉安恭的到來，直接導致朱、毛之爭呈現白熱化。劉安恭沒有來以前，朱、毛之爭還只停留在口頭交鋒，即便在毛澤東采取組織措施撤銷軍委時，朱德也沒有提出過任何實質性意見。但劉安恭一來，卻挑起了很多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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