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還需要注意到,東盟一體化發展進程雖然并不盡如人意,但還是遠遠領先于印度主導的南亞區域合作聯盟（ＳＡＡＲＣ）。在推進區域一體化、提供區域經濟公共產品等方面,印度能力不足的缺陷相當明顯。這種不足恰恰為中國以經濟手段進入南亞地區,豐富和發展中國與南亞國家的合作創造了條件。這也就是近年來盡管印度在很多地方都試圖阻止中國進入南亞地區,但效果都不好的原因。比如在斯里蘭卡、孟加拉國、尼泊爾,當然更明顯的是在巴基斯坦。

總之,在地區層面,雙方的認知差距也很明顯。印度認為自己是南亞的老大,其他國家要進入南亞都必須以印度為核心,但在經濟上印度又做不到建立一個能夠排斥其他區域外國家進入南亞的封閉的經濟體系,這就使得印度的地緣政治野心與經濟實力之間出現了斷層。中國固然非常希望發展與印度的正常經貿關系,但中國并不愿意以犧牲中國與南亞其他國家的正常合作為代價來滿足印度的需求。在這個層面,中印雙方也存在非常尖銳的矛盾與沖突。

最后,在雙邊領域層面,中印之間實力差距明顯。盡管在國際事務層面中國的國際地位高于印度（至少中國的國際規則話語權是強于印度的）,在地區事務層面中國的經濟實力也要強于印度,但是中國對印度并不擁有壓倒性優勢。例如,在國際事務層面,印度同樣有制衡中國的能力。印度與歐美、日本等世界主要國家或地區的關系更加密切。依靠這些國家或地區,印度還是能夠制衡中國的。在地區事務層面,隨著經濟的發展,印度為周邊地區提供公共產品的能力不斷提高,而且在南亞地區傳統上印度的政治和軍事控制能力遠遠超過任何一個域外國家。印度在地區事務層面也有與中國相互折沖的條件。所以,在國際事務和地區事務兩個層面,中國雖然有優勢,但都不是壓倒性優勢。但是,在雙邊領域層面,中國可以看到中印兩國的絕對實力差距非常明顯。中國的經濟實力五倍于印度,考慮到國防研發能力和軍隊現代化建設程度,包括國防自主,實際上中國在軍事上與印度的差距可能還不止五倍。但是,恰恰是在實力上占據明顯優勢的雙邊領域中,印度的表現是最有攻擊性的。為什么會出現一種實力與意志不相稱的反差呢?

在雙邊領域中,盡管中國的整體實力遠在印度之上,但在具體的中印關系上,也就是中國的西南戰略方向上,中國可以使用力量的程度、決心和意志都不如印度。原因就在于在雙邊領域中,印度認為中國是其安全最主要的挑戰者和威脅者。在整個南亞地區,印度唯一的焦慮來自中巴合作,也就是來自喜馬拉雅山的北邊。而在中印雙邊關系上,中國對印度的安全顧慮卻遠遠小于印度對中國的安全顧慮。在中國的整個對外戰略格局中,西南戰略方向是中國的一個次要方向。中國的主要安全焦慮不是來自印度,而是來自海上方向。而在海上方向的安全挑戰背后,中國都可以看到美國的存在,中國最大的安全壓力來自美國。因此,中國在西南方向上投入的力量必然是有限的,使用力量的決心與印度相比也必然不足。一種戰略困境和由此導致的危險始終是存在的:假如在西南方向上中印發生大的沖突,中國恐怕不得不從主要戰略方向上分撥很大一部分力量到西南方向維持戰略平衡,以保證中國在這一方向上的利益不受損失。這與中國整體對外安全戰略的目標相背離。中國有不得已的顧慮,印度卻沒有這個顧慮。因此,盡管力量總量有限,但印度可以更加集中地使用有效力量在北部邊境上給中國施加壓力。

與此相關,在印度看來,在安全話語下中國的顧慮要遠遠大于印度,因為中國必須考慮與美國的關系,印度則不用考慮這個問題。印度在安全領域挑戰中國只會得到美國的支持,甚至很多舉措就是美國慫恿的。而中國在安全領域中,特別是在邊界等問題上,如果對印度采取果斷措施反制的話,那么有可能不僅要面臨印度的反彈,而且會遭到美國的阻攔,中國的顧慮要比印度大。在這樣的一個判斷下,在邊界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安全領域問題上,印度可以采取更主動、更果斷的措施去打亂中印關系的節奏。這也就是中印兩國在2017年會發生洞朗事件的原因。

三 洞朗事件的緣起與印度的考量

印度對華最具挑釁性的舉動其實是從最薄弱的力量環節中發出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呢?回顧2017年中印雙方的互動過程,就能有所體會。

2017年2月,印度向聯合國安理會提出要將巴基斯坦極端組織“穆罕默德軍”的頭目馬蘇德·阿茲哈爾列入聯合國安理會1267號決議委員會制裁名單。這是在現行國際規則下,印度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一個新興大國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秩序和國際規則維護者的要求。中國做出了技術性擱置的動議,表示希望印度和巴基斯坦首先能夠達成共識。如果印巴兩國在這個問題上達成共識,中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中就會一路“開綠燈”。這件事情本身并不涉及中國的利益,而是涉及中國如何看待國家間關系和地區事務。

2017年4月,印度在首爾的核供應國集團會議上又提出了希望在不簽署《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的情況下能夠成為核供應國集團的正式成員。前文已經談到,中國以“這個國際規則是一個普遍性規則,不可能為某一個國家開綠燈”為由,沒有支持印度的主張。這兩件事情都是印度在國際體系下向中國提出要求的案例,印度的要求均沒有得到滿足。

在國際事務層面,印度向中國提出要求,如果不能得到滿足,印度并沒有太有效的反制手段。而印度如果想在這一層面拒絕中國的要求,反制或者報復中國,中國首先得向印度提出相關要求,而中國在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改革與重塑方面并不會有什么方案必須得到印度的支持。中國的方案有印度的支持很好,沒有印度的支持其實也并不是一個多么嚴重的問題。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雙方并沒有一個對等的討價還價的空間。印度的失望之情也因此表現得比較明顯。

當印度在國際事務上無法制衡中國的時候,中印兩國的競技場就轉移到了地區事務層面,具體體現在兩國關于中巴經濟走廊的分歧上。作為中國向南亞拓展戰略和經濟利益的既定方略,中巴經濟走廊被中國確定為“一帶一路”的旗艦項目,中巴經濟走廊建設一定會向前推進。這是毫無疑問的。無論印度說什么甚至做什么,中巴經濟走廊建設都在繼續推進。對此,印度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卻沒有能力阻撓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的日漸深入。

由于在國際事務層面和地區事務層面對中國都沒有太好的制衡手段,印度又希望建立一種與中國對等的大國關系,其注意力就自然轉移到了雙邊層面。在雙邊層面,印度在2016年、2017年打出了一系列組合拳。

印度在對中巴經濟走廊提出爭議卻沒有得到中國的妥協之后,就開始在國內掀起了一輪針對中國產品進行報復的浪潮。但是,這種抵制不會有任何效果。雖然印度自莫迪上臺以來就力推“印度創造”,但在許多工業產品,特別是涉及民生的產品方面,印度除了從中國進口之外并沒有多少替代選項。在經濟上,印度對中國進行反制,但條件并不成熟,效果也不明顯。

打經濟牌的效果不好,印度對華還剩下兩張非常重要的牌可打,一個是西藏牌,另一個是邊界牌。從2016年底開始,印度在西藏問題上采取了新一輪的小動作。印度邀請美國駐印度大使到訪達旺,并把十四世達賴喇嘛請到印度總統府,由印度總統慕克吉會見。以往印度認為這些小動作能夠傷害到中國,20世紀80年代,印度采取類似的一些動作會讓中國西藏的社會穩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21世紀的第一個10年過去之后,這種手段的效果基本上被評估為零。印度的舉動并沒有影響西藏人民生活的安寧和秩序,考慮到當前達賴喇嘛的分裂活動在整個國際事務層面日漸式微的情況,在國際事務層面這些動作的信號也放大不到哪里去。

在這種情況下,印度手中唯一的一張牌就越發顯得有價值了,那就是邊界問題。2017年6月,印度在洞朗打出了這張牌。印度敢打這張牌,并不是說印度在邊界地區的軍事實力形成了對中國的壓倒性優勢。實際上,在邊界問題上中印兩國的實力對比印方雖然占優,但也僅僅是前沿優勢。印度真正的底氣來自新德里對中印兩國戰略態勢的分析對比結果。前文已討論過,中國在中印方向上投入力量的決心無法與印度相比,因為中國有更多的安全焦慮要去考慮,有更多的地緣政治問題要去處理,西南方向不是中國唯一的戰略方向,雖然中國實力明顯占優,卻不會集中全部力量針對印度。不僅如此,在印度看來,在邊界問題上挑釁中國還可以得到美國的支持,而中國如果在邊界問題上采取嚴厲的反制措施則很可能會被美國用來在國際社會上掀起一輪反華浪潮。印度由此判定,借助有利的國際形勢,在邊界問題上對中國進行挑戰,遭遇強力反制的可能性不大。因此,2017年6月,印度在洞朗地區制造了洞朗事件,希望用洞朗事件扭轉一段時間以來中印關系發展不利于印度的態勢。

在洞朗問題上,印度的冒險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對當前的中印關系發展做了一個方向性的調整。此前,不管中印之間有什么矛盾,但兩國關系還是在正常向前發展的,在某些點可能慢一些,在另外一些點可能稍微快一點。但是,在洞朗事件之后,中印雙邊關系迅速陷入低谷,雙邊關系到現在也沒有得到充分的修補。

通過洞朗事件可以看出印度的思維方式。第一,印度敢于在邊界問題上對中國挑戰,是因為印度覺得,中國受制于當前的國際形勢,不太可能對其采取強有力的反制措施。第二,印度并不愿意在邊界問題上與中國陷入長期的爭端。對于這一點,人們在洞朗事件的過程中看得非常清楚。印度在入侵中國領土時反復強調愿意和中國談。實際上,這個“談”是無從談起的,在印軍還留在中國領土上的情況下,中國和印度不可能像印度所設想的那樣“談”。恰恰是這一點,使人們可以明顯感受到印度更希望用邊界問題向中國施壓,以換取在其他領域中中國的讓步。印度很清楚不可能長期賴在洞朗,洞朗不是印度領土,這是印度自己承認的。以往的邊界對峙,雙方會各自指控對方入侵了本國領土。而在洞朗事件中,印度所使用的理由不是中國入侵了印度領土,而是中國在洞朗的行動影響了印度的“保護國”———不丹的利益。這種策略意味著,如果中國能夠滿足印度在其他領域的要求,印度在洞朗問題上是可以妥協的。這個策略更深層次地反映出了印度對中國的真實心態:邊界問題在印度看來并不是希望馬上可以解決的問題,而更多的是把邊界問題作為唯一能夠打疼中國的一張牌來用。這就是印度在洞朗制造這樣一種沖突,并且堅持下去的原因。

四 中國總體外交思維與印度“問題外交”思維的比較

透過洞朗事件前后印度的一系列舉動,可以把印度對華的策略總結為“問題外交”。印度不像中國那樣關注雙邊關系的整體狀態,而是關心用一個個問題來測試中國對印度的真實政策,并且就一件具體的事情而言,印度的思路是這件事情能拿到多少好處就拿多少好處,拿不到好處就換一件事情再提出來,是用問題清單式的方式向中國提出要求的。這種外交思維可以稱為“問題外交”。

與之對照,可以把中國對印度的策略稱為“總體外交”。在中國看來,中印之間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雙方要看大局———中印兩國如果合作將會為亞洲地區做出很大的貢獻。這是中國的思維方式,而不是印度的思維方式。印度則認為,雙方先不談整體,先談具體問題,而在具體問題上中國能夠對印度做出多大讓步,能夠在多大程度上滿足對印度的要求,這是印度對中印關系的衡量標準。

兩國對雙邊關系的衡量標準不同,自然導致雙方對目前中印關系的考量、評價以及各自應用的政策都不同。中印兩國應用的價值體系不一樣,印度的評價標準和中國的評價標準并不相稱。這是對中印關系進行考察時,一個應該特別需要注意的視角問題。衡量標準的差異使兩國很難找到一套雙方都能夠接受的交往方式。因為每一套交往方式代表的是一個國家對這套行為方式的結果的心理預期,也就是一個國家更希望看到什么樣的結果。如果雙方預計的結果不一樣,那么就很難達成共識。這是當前中國和印度之間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在思考未來的中印關系發展態勢時,在這個方面應該給予更多的側重。如果雙方在對彼此的思維方式上不能充分理解并在此基礎上互相諒解,恐怕將來很難找到一個共同的目標訴求以維護中印關系的穩定,遑論促進雙方的務實合作。

展望未來的中印關系,也要注意到,中國外交習慣和印度外交習慣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印度在洞朗事件以后并沒有改變“問題外交”方式以及與中國打交道的攻勢思維。不管是在洞朗的現地部署還是其他問題上,印度還是按照以往的思維方式,繼續拿具體事件上的尺長寸短來衡量中印關系,并且不斷拋出印度所關心的問題要求中國做出答復。這也很正常,雙方在博弈過程中,實力相對較弱但態勢較為有利的一方的思維模式總是這樣的。在印度看來,或者印度所關心的事情都需要得到中國的贊同,或者中國的行為對印度的利益會產生很大影響。無論是印度的國際地位能不能被全球大國真正認可,還是其地緣政治野心能不能被大國所尊重,印度都需要逐一地與中國去討論這些問題。而中國對印度的基本策略則是更希望穩定住中印關系,維持關系穩定是中國最基本的政策目標。

比較一下中印兩國的政策取向,一個非常明顯的差別是,印度關心的是結果,中國關心的則是過程。印度更希望每一件事情都能產生一個對印度有利的結果。那么,為什么印度會覺得盡管中國的實力明顯占優,但自己依然可能得到這種有利的結果呢?這是因為中國現在的戰略壓力很大,中國要應對來自美國和日本的壓力,以及來自周邊其他國家的挑戰,印度不是中國的唯一對手,也不是中國的主要對手,所以中國有可能會對印度做出讓步。而中國關心的恰恰就是中印關系的整體狀態是否穩定。因為,誠如印度所預判的那樣,中國的壓力的確很大。就算在雙邊框架下每一次博弈都壓倒了印度,中國的地緣政治環境也不會因此發生本質上的改變,中國還要面對美國和日本,全球性的壓力必然迫使中國更關心如何以較低的成本穩定中印關系,讓中印關系不會成為中國周邊的障礙。這是中國的思維方式。

因為兩國的地位不同、戰略目標不同,中印的思維方式有這樣的差距不足為奇。對中國來說,問題的關鍵在于,中印兩國如何在存在思維差距和體系認知差距的情況下找到一個力量均衡點,既避免印度不斷測試中國,也避免中國出于整體考量對印度做出太大讓步。雙方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確定彼此交往的基本共識———雙方的行為底線在哪兒,能夠接受對方在本地區擁有多大的權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能不能找到這個均衡點將決定中印兩國未來能否實現雙邊關系基本穩定,而均衡點所在的位置將決定雙方交往過程中的利弊損益狀況。

中國關心的是中印關系的基本狀態。在這個狀態下,中國希望以最低的成本避免陷入安全對峙,并且實現與印度的經濟合作。因為中國認為在“一帶一路”框架下印度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國家,如果印度能夠參與“一帶一路”,將對“一帶一路”的實施產生顯著的正面促進作用。

在地緣政治層面,中國看印度也存在從國際、地區到雙邊的三個維度。在國際事務層面,中國認為印度可能是中國的一個重要合作伙伴,能夠與中國攜手共建國際秩序。而在印度看來,這個問題更多地意味著印度如何借助中國的力量實現自己與中國平等的大國地位。在這個層面上,雙方之間盡管有共識,但也有認知上的差異。

在地區事務層面,中國希望印度成為其在南亞至關重要的經濟合作伙伴,渴望南亞這個擁有10億量級人口和快速發展的新興經濟體能夠向中國打開市場,讓中國的企業在海外找到新的增長點,通過中印兩國的產業對接實現亞洲的經濟一體化。站在印度的角度看,印度對中國的基礎設施建設、金融服務并非沒有需求,但首先要看到這個需求是具有替代性的,印度也可以從別的國家獲得這些。其次,印度對經濟上的合作項目也有自己的擔憂。印度非常擔心這種經濟合作會將其經濟發展納入中國的經濟軌道中,而這是要打造自己的獨立工業體系的印度所不愿意看到的。關于這一點,可以假設一下,如果在曼莫漢·辛格執政時期,印度主張采取以遠程醫療、“世界辦公室”、軟件研發為代表的服務業優先發展模式。

以服務業立國的印度還有可能與中國在很多項目上開展對接。畢竟,曼莫漢·辛格時期的印度對自身的工業化進程并不太在乎。而在莫迪執政時期印度走的是“印度制造”“印度創造”道路,對中國的基建能力反而會充滿警惕。印度想借助中國的基建能力提升自己的工業化、產業化水平,但又擔心中國的大規模介入會使其產業被納入中國經濟發展的軌道中,成為中國的附庸。這種矛盾心理表現在印度對“一帶一路”、中印經濟合作一會兒熱情高漲,一會兒又充滿狐疑。印度的這種心態固然談不上扭曲,卻是在中國周邊國家中所獨有的,因為其余的國家經濟體量小,無論如何也不可能建立自己的健全的產業體系,用不著擔憂這個問題。借助“一帶一路”融入中國的產業體系,實現雙方的產業對接與合作,在那些經濟體量小的國家看來,未必不是一件好事,至少不算是一件壞事。而在印度看來,則肯定不是一件好事。

在雙邊領域層面,雙方存在很多結構性的矛盾,最明顯的自然是領土問題,需要雙方慢慢調試,急不得。從中國對印策略來說,中國希望穩定住印度,不讓印度成為中國當前的一個主要對手,中國關注的是一個狀態。而印度則是要利用中國現在面臨的比較嚴峻的整體國際形勢,特別是在中國與美國、日本矛盾比較深的環境下盡可能地擴展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說,印度關心的是現階段的結果,至于50年以后、100年以后中印關系會怎么樣,不是現在的印度需要關心的。在這一點上,中印雙方之間有一定的心理落差。

這個落差如果彌補不了,未來雙方還會出現很多類似洞朗事件的情況,甚至產生更加嚴重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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