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歷史啟示及其對未來趨勢的基本評估

以上案例覆蓋了 （近）現代所有重要的國際秩序變遷，揭示了國際秩序變遷的主要動因及其相互作用。如下表所示，秩序內權力分布的顯著變化將導致秩序的顯著變化，例如，德國的統一、美國在美洲的崛起、 “東方陣營”內部核心國家的衰落。外來強大力量的介入會導致權力分布的顯著變化，例如，東亞秩序的崩潰。秩序內部的基石性制度被顛覆，通常會導致秩序的顯著變化，例如，“歐洲協調”的崩潰。而秩序的顯著變遷確實也經常體現在某個秩序所覆蓋的地理區域的收縮或者擴展上。

更重要的是，盡管這些案例不能為我們提供全部的答案，但它們展現的基本經驗事實為我們思考國際秩序及其變遷提供了基本的參照。

第一，塑造國際秩序需要超強的綜合國力，包括引領科技進步的能力。

從美國相對順利地將西班牙和英國逐出美洲而建立美國治下的美洲秩序來看，當時美國的經濟總量已經是英國經濟總量的１．５ 倍，且英國還面臨來自諸多方向的挑戰。不僅如此，現代國家的競爭很大程度上還是技術層面的競爭。１８４０ 年，英國的經濟總量遠不及清王朝，但英國以工業時代的軍事技術水平對抗清朝農業時代的軍事技術水平，依靠堅船利炮在沿海輕易擊敗清王朝。而德國、蘇聯在綜合國力到第二但卻沒有全面技術優勢的情況下試圖用武力或高度對抗的手段改變既有秩序，結果都失敗了。

第二，國際秩序變遷不能依靠非和平手段。

既有的國際秩序，特別是有核心霸權國的國際秩序，擁有強大的 “在位者優勢”。而且，既有國際秩序一定有支持者，否則不可能出現和存續。這些支持者既包括霸權國與其盟友，也包括在該秩序下獲益的其他行為體。既有秩序的支持者通常都會擔心來自新霸權國的報復，不會主動 “倒向”新的秩序。更何況，盡管新秩序可能會給許多國家帶來更多的福利，但這并不確定，絕大部分國家不會為不確定的目標付出代價。基于此，既有國際秩序發生顯著改變至少需要同時滿足兩個條件。一個是秩序中的核心國家出現嚴重戰略失誤或者是秩序內部發生大的災難，導致整個國際社會認為既有秩序已經 “失序”。另一個是現有核心領導國家國力大為衰減。

第三，國際秩序變遷需要足夠多的重要國家的支持。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已經是無可爭議的第一大經濟體。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法德遭受重創，英國經濟幾乎崩潰，美國成為所有其他主要國家的債主。英國欠美國４５ 億美元，法國欠美國 ３５ 億美元，意大利欠美國 １８ 億美元，而蘇聯也需要依靠美國的 “饑荒救濟”。除海軍之外，英國已經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和美國匹敵。但英國和法國仍認定自己擁有可以和美國討價還價的資本，最終主導了 《凡爾賽和約》談判，使得一戰后國際秩序的安排中，美國僅取得與英國同等的地位。相比之下，二戰后的歐洲則因別無選擇而對美國給予了支持。１９４５ 年，美國的經濟規模不僅已經超過了英法蘇德的總和，且人均 ＧＤＰ 也遙遙領先其他國家。在某種程度上，二戰后美國對歐洲秩序的主導是歐洲支持的結果。

第四，國際秩序的塑造需要遵循從本地區到全球的路徑。

盡管眾多美國精英很早就認定美國應該是一個全球大國，但 １９ 世紀下半葉至２０ 世紀上半葉，美國對其他區域的干預仍是相對謹慎的。日俄戰爭后，西奧多·羅斯福甚至仍對日本采取了綏靖政策，以換取日本對菲律賓等美國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存在的安全保證。因為地理仍舊是一個極重要的約束力量，能力的投射受到地理距離的極大約束。而穩固的地區 （秩序）是不可或缺的力量源泉。如果一個國家所在的地區內耗不斷，它必將無力應對其他地區事務。另外，挑戰其他地區可能已經存在的秩序及其重要的地區大國，可能陷入困境。更何況，一個在本地區都不能建立穩定秩序的國家難以贏得其他地區國家的認同。

第五，國際秩序變遷的主導國必須能為其他國家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

制度是規則化了的思想或者觀念。因此，一個行為體要想讓國際秩序向更好的方向變化，就必須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基于這些思想的制度還必須能夠確實改善其他國家的某些福利。主權、領土完整、共和政體、民族主義、去殖民化、建立國聯或聯合國以獲得集體安全都是非常有吸引力的理念，共同構成了當今國際秩序的基石性規則。當然，有吸引力的思想不一定來自最強大的國家。也就是說，基于綜合國力的“結構性領導力和基于思想的 “知識性領導力” 可以不重合。因此，如果不能提供有吸引力的思想，一個國家再強大，其對國際秩序中的制度影響可能也是有限的。特別是對當下的國際秩序變遷而言，這一點尤其重要。畢竟，這一源于二戰、在冷戰后得到擴張的秩序是以美國和西方為中心的國際秩序，也是迄今為止最為制度化的國際秩序，其核心理念和思想基本都來自西方。

除此之外，歷史案例還給予我們以下啟示。其一，任何一種秩序的建立和維持都是需要成本的。美國致力于重建西歐的 “馬歇爾計劃”和蘇聯對華約國家以及中國等國的支援與補貼都是這種代價的體現。除上述物質成本外，還有時間成本，這種成本顯現得相對緩慢。比如，早已發生的英國制造業的衰弱和近幾十年來美國制造業的萎縮可能都是維持秩序的長遠代價的體現。總之，對于秩序中的核心國家來說，秩序所帶來的并非都符合其自身利益。其二，基本穩固的國內支持是主導國際秩序變遷的必要條件。一戰后，美國國內對塑造國際秩序仍缺乏共識，“孤立主義”依然有巨大影響，最終導致美國連自己發起的國際聯盟都沒有加入。而二戰結束時，美國國內則形成了介入世界事務的穩固共識，“孤立主義”幾乎沒有任何市場。其三，正確的大趨勢研判是必要的。任何行為體要想在國際系統這樣一個復雜系統中贏得優勢，必須對系統中的大趨勢，特別是涌現性的大趨勢有大致正確的判斷。當然，還應認識到，在國際政治系統中，很少有結果是由一個行為體的意圖所決定的。

以之為依據，對冷戰后開啟的現有國際秩序可以做出以下評估。首先，現有國際秩序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接近全球性的國際秩序。相比之下，此前的國際秩序其實都是地區性的國際秩序。但即便是今天這個最為全球化的國際秩序也不是一個完全意義上的全球國際秩序。其次，直到２００８ 年前，現有國際秩序的主要力量支撐仍主要來自西方，特別是美國、西歐和日本。再次，現有國際秩序是人類歷史上最為制度化且制度內化程度最高的國際秩序。現有國際秩序的制度覆蓋了國家之間相互交往的絕大部分領域，并成為國家理念的一部分。有鑒于此，現有國際秩序將持續其全球范圍內的擴展趨勢。特朗普和歐洲右翼勢力的興起都只能放緩，卻難以阻止或根本逆轉這一趨勢。盡管國家間的競爭、強權政治都將會持續，但大規模征服性戰爭的可能性將是非常小的。現有國際秩序不可能退回到一戰或二戰前的 “叢

林世界”，且將越來越地區化。其主要動因是在全球化趨勢下，同一個地區內的國家越來越重視區域內合作和一體化。因此，地區秩序的構建是構建未來國際秩序的關鍵部分。而如果國際秩序越來越地區化，那么不同地區間的合作和協調將會越來越重要。最后，關于國際秩序具體制度的理念競爭將會更加 “百家爭鳴”，而不再是完全由來自西方的行為體所全面主導。不同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都將在各自有一定優勢的領域，更加積極地爭取在制度的制定過程中有一席之地。

還需要強調的是，對未來國際秩序變遷的趨勢判斷還有幾個關鍵變數。一個是特朗普之后的美國向何處去？特朗普和奧巴馬、希拉里等，在維護美國的霸權領導地位這一目標上并無本質不同。特朗普并不是要放棄領導世界，而是要重整旗鼓，以更小的成本和代價來維持美國的超強國力和世界地位，并減少其領導地位所帶來的成本和損耗。另一個關鍵變數是歐洲的走向。在英國脫歐以及反對歐盟的民粹主義在其他一些歐盟國家興起之后，不少學者認為歐盟不僅遭遇空前危機，而且可能最終解體。但我們還須看到的是，歐盟是歐洲各國人民在經歷了幾個世紀的殺戮之后所致力的一項宏偉工程，認為歐盟會輕易放棄的觀點可能過于輕率。如果歐盟和美國能夠重新找到一個平衡，也許西方世界對國際秩序的總體影響并不會有大幅度的削弱。再者，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大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能否保持強勁的經濟增長和政治發展，并且積極參與到國際秩序中的制度制定過程中，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國際秩序中西方與非西方權力及觀念的相對比例。但總體來說，在可見的時間范圍內，現有國際秩序的變遷恐怕仍是量變，而不是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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