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按照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人工智能對國際格局的影響可以概括為三個方面。
一是可以顯著增加全球財富。但是財富在國家間的分配將更加不平衡,人工智能技術的引領國受益多,落后國受益少,人工智能將進一步拉大國家間經濟總量和質量差距。新增財富在地區間的分配也將是不平衡的,東亞地區有可能成為人工智能技術的最大受益者,美國有條件鞏固其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而東亞的地位也會進一步上升。與此同時,財富在同一國不同地區、不同行業、不同群體中的分配可能進一步失衡,相關國家國內政治平衡也將受到不同程度的沖擊。二是在資本、技術、勞動力三要素中,人工智能有利于具有前兩項要素比較優勢的國家,不利于勞動力要素優勢的國家。三是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的核心要素是算法、算力和數據,哪個國家擁有的計算資源越多、研發的算法越先進、掌握的數據越多,就越有可能獲得經濟優勢。未來可能出現“算法博弈”“算法霸權”,數據將成為國家戰略資源。四是由于人工智能技術迭代速度快,在“馬太效應”作用下,具有先發優勢的國家將強者恒強,后發國家越來越難以追趕,形成國際社會的“階層固化”。由于當前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建立在計算機技術進步基礎之上,并與數字經濟發展存在緊密關聯,因此數字經濟和技術領先的國家將在人工智能國際競賽中占得先機。
最后,人工智能帶來的經濟和軍事變化,在影響國家間力量變化的同時,還可能意味著國際趨勢的變化。
一是北升南降還是南升北降? 近年隨著金融危機影響消退,發達經濟體逐步復蘇,而金磚國家相繼出現困難,發展中國家追趕步伐放慢,南升北降的趨勢開始減緩。如果不論其他因素,單就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而言,很可能加劇這一勢頭。一方面,發達經濟體有條件維持甚至擴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整體優勢。另一方面,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實力、利益分化也可能進一步加劇。
二是多極化還是兩極化? 閻學通教授認為國際格局的趨勢是中美兩極化,而不是多極化。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為他的觀點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國際上很多人工智能排名都不約而同地將美國和中國列為第一梯隊。美國作為人工智能的發源地,在創新精神、基礎理論、核心算法、高端芯片、從業人員規模和素質等方面,明顯地領先全球。而中國在人臉識別、語音識別等領域走在前面,同時擁有海量數據和應用場景等其他國家難以比擬的天然優勢。中國擁有全球最多的互聯網用戶、最活躍的數據生產主體。 ２０１８ 年 ８月 ２０ 日,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發布的第 ４２ 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止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中國網民規模達到 ８．０２ 億人,每年產生的數據約占全球 １３％ 。中國擁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相關專業大學生,人才供給上更具潛力。根據騰訊研究院發布的?中美兩國人工智能產業發展全面解讀?報告,截至 ２０１７ 年 ６ 月,全球人工智能企業總數為 ２５４２ 家,其中美國有１０７８ 家,占 ４２％ ,從業人員約為 ７．８ 萬人;中國有 ５９２ 家,占 ２３％ ,從業人員為 ３．９ 萬人;其余 ８７２ 家企業分布在瑞典、新加坡、日本、英國、澳大利亞、以色列、印度等國家。 人工智能技術競賽目前主要是巨頭企業之間的角力,而主要的互聯網巨頭也都在將自己的資源轉向人工智能。在世界互聯網巨頭企業中,美國有蘋果、谷歌、微軟、亞馬遜、臉書 ５ 家,中國有百度、阿里巴巴、騰訊 ３ 家。美中作為人工智能的世界前兩個強國,同時也是全球綜合國力的前兩強,與其他國家的差距可能會進一步拉大。
三是非國家行為體的權力擴大。人工智能將賦予巨頭企業前所未有的權力。 ２０１６ 年發生的“劍橋分析”公司通過臉書影響美國大選的事件,顯示了這些企業可以有多大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力。未來,一些傳統的政府職能,如信息統計和收集、公眾信息發布、社會福利發放還有公共政策討論、評估與反饋,以及涉及軍事和外交方面的輿論活動等,都可能被人工智能企業取代。在信息即權力的時代,企業行為對國內政治、進而對國際政治的影響力還將不斷增大。美國斯坦福大學和美國 Infinite 初創公司聯合研發了一種基于人工智能處理芯片的自主網絡攻擊系統。該系統能夠自主學習網絡環境并自行生成特定惡意代碼,實現對指定網絡的攻擊、信息竊取等操作。通過人工智能自主尋找網絡漏洞的方式,將使網絡作戰行動更加高效,攻擊手段更加隱蔽和智能。傳統的防護方式是基于病毒庫和行為識別,將無法應對靈活多變的人工智能病毒生成系統,其惡意代碼的生成、執行、感染具有更強的隱蔽性,這將使網絡安全環境面臨更大的挑戰。
更令人擔心的是,人工智能也有可能為恐怖分子、網絡黑客、罪犯等提供新的犯罪手段。例如,恐怖分子可以遠程操縱無人機或無人駕駛汽車,對目標實施暗殺和破壞活動,黑客可以利用大數據武器對關鍵基礎設施進行更加復雜和自動化的大規模攻擊。經常被提到的案例包括:俄羅斯在敘利亞的赫梅米姆和塔爾圖斯軍事基地遭受武裝分子無人機攻擊,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在演講時遭受無人機襲擊,“想哭”病毒的爆發,等等。加拿大學者阿查亞提出了“復合世界”概念。 毫無疑問,人工智能將增加世界的復合化,包括政治權力的去中心化、更多元的行為主體的出現,乃至政治和意識形態的多樣性,因此產生更加包容和更多層次的治理需求。
四是加劇科技競爭。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及其應用,進一步鞏固了科技在國際競爭中的重要地位。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美國國家科技委員會國土與國家安全分委會發布的?２１ 世紀國家安全科學、技術與創新戰略?提到,科技已經成為一個國家國際競爭力最關鍵的成分。沒有科技創新就沒有國家安全。美國能夠在國際競爭中保持優勢,很大程度上有賴于其科技創新力量。國內許多學者認為,中美貿易戰的實質是科技戰,中美博弈已經率先在科技領域展開了。 ２０１８ 年,美國先后對兩家中國公司禁售芯片,更有甚者,公開阻止盟友國家采用中國華為公司的 ５G 技術。同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美國商務部工業安全署列出了擬議管制的 １４ 個“具有代表性的新興技術”清單,其中對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的技術分類和列管最為詳盡。 可以預見,在人工智能時代,圍繞科技的國際競爭將更加激烈,競爭的結果也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國際格局的走向。
三、 人工智能將如何影響國際規范?
人工智能可能對現行國際規范帶來一系列沖擊。
第一,人工智能有可能改變戰爭的內涵和形式。美國學者斯蒂芬·平克指出了人類相互間使用暴力減少的歷史大趨勢,認為“今天我們也許處于人類有史以來最和平的時代” 。王緝思對當今世界戰爭明顯減少的現象給出了 ５ 個方面的解釋,包括:大國發動戰爭可能付出的成本和代價大大高于可能的收益,通過非戰爭手段也可以獲得過去需要通過戰爭才能獲得的收益,國家間相互了解的增加以及危機預防和管控機制的普遍建立,國際軍控機制的建立,和平作為一種國際價值觀的深入人心。 而人工智能的發展有可能使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在是否使用軍事手段解決矛盾的選擇中,顧慮下降。至少從理論推演的結果看,人工智能能夠從決策者、軍隊、民意 ３ 個層面減少對戰爭的制約,降低戰爭門檻。無人武器使得戰爭行為者的人員傷亡預期可以降到近乎“零”。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迭代和新材料的廣泛運用將極大地壓縮戰爭的物理成本,讓戰爭的經濟適用性上升,甚至變得有利可圖。這使得決策者發動戰爭的誘惑增大、顧慮減少。“超視距”作戰的可能性和機器人戰士的出現,將進一步從心理上解放士兵。未來戰爭中,士兵或許不必上戰場,作戰任務可以通過事先設計好的算法,由“人工智能將軍”指揮無人自動武器完成。“極速戰”可以極大壓縮戰爭時間,在出現民意的反彈之前戰爭就 可以結束了。這 些可能 改 變人 們 對 戰 爭 的 立 場,讓 暴 力回潮。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美國陸軍協會陸戰研究所發布的報告?影響力機器———讓自動化信息作戰成為戰略制勝機制?稱,在人工智能的幫助下,利用算法生成內容,實施個性化的目標鎖定和采用密集的信息傳播組合,可以生成“影響力機器”,實施信息作戰,由此能產生指數級的影響效應。該報告認為,“影響力機器”信息作戰在戰略層面上的影響力遠勝于人工智能技術在其他領域的應用。因為它可以在機器學習的輔助下,對情感、偏見和價值觀等指標進行篩選,并鎖定那些心理最易受到影響的目標受眾,然后將定制的“精神彈藥”快速密集的“射向”目標群體,達到影響其心理、操縱其認知的目的。
第二,人工智能可能沖擊全球戰略穩定。約瑟夫·奈曾經談到,核武器的出現使軍事力量作為維護安全的手段走到了極限,甚至走向其反面。人們認識到,在核戰爭中沒有贏家,核武器可能使全人類面臨滅亡的危險。 而人工智能將挑戰經典的“相互確保摧毀”理論。蘭德公司在 ２０１８ 年發布的?人工智能對核戰爭風險的影響?報告中分析認為,到 ２０４０ 年,人工智能技術的進步使報復性核反擊力量成為目標并被摧毀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從而削弱“相互確保摧毀”的基礎,打破核戰略平衡。即使各國無意發起先發制人的攻擊,也會傾向于追求先發制人的能力,以此作為與對手討價還價的手段,而這無疑將破壞戰略穩定。
第三,人工智能的自身特點讓建立相關國際軍控和防擴散機制變得困難。在 ２０１８ 年 ７ 月清華大學第七屆世界和平論壇“人工智能與安全”分論壇的討 論 中,?智 能 時 代 的 戰 略 競 爭?報 告 的 作 者 之 一 格 里 戈 利 ·艾 倫( GregoryC．Allen )說,人工智能也有軍民兩用性,但其軍事應用不同于核,更像電。如果可以認為核是一種黑白技術,只存在“有”或“沒有”兩種狀態,一國要么是有核國,要么是無核國。而電則是一種光譜技術,就像紅橙黃綠藍靛紫七色光有不同的波長和媒介反射率一樣,不同的國家都可以用電,只是應用方式和程度會有很大差異。人工智能在軍事上的應用更像電,無法禁止哪一個國家使用人工智能。就像美蘇冷戰期間的軍備競賽一樣,未來很可能出現人工智能強國之間的算法競賽。問題是,當年美蘇通過軍控談判簽署了一系列核導軍控協議,確定了基本規則,未來的人工智能強國間能否本著同樣的精神達成算法控制協議呢? 艾倫認為,從目前大國關系態勢看,達成這樣的共識幾無可能;然而,考慮到未來無序發展的風險,大國又必須認真考慮就此進行共同探討的必要性。
第四,人工智能給國際法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在應用人工智能武器的條件下,國際人道法和戰爭法的有關原則是否能夠繼續適用? 比如,區別對待軍民目標的“區分原則”、禁止過分攻擊的“比例原則”、非軍事手段無法達成目標的“軍事必要原則”,對作戰手段的限制等。有沒有必要針對人工智能武器制定專門的規則? 在智能化戰爭條件下,如何區分戰斗人員和非戰斗人員? 戰爭機器人是否享有人道待遇? 人工智能武器是否對其造成的損害有承擔責任的能力? 如果它不具備承擔責任的能力,那責任主體應該是武器的制造者還是使用者? 當人工智能武器侵犯國家的主權原則時,它的行為能否觸發國家責任?
第五,人工智能可能沖擊國際關系民主化。人工智能的發展有可能固化國際權力結構,深化小國、弱國對強國、大國的科技、經濟和安全的依賴。當“贏者通吃”的人工智能技術競爭和商業競爭規律復制到國際關系上時,必然會沖擊大小、強弱國家間的主權平等關系。當主要大國之間的競爭加劇時,結盟關系是否會再度成為弱國的必然選擇呢? 而結盟本身就是一種盟主和盟友之間的不平等關系。
第六,人工智能對全球治理提出了新的課題。人工智能的發展對于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三大困境(老齡化、數字化和氣候變化)都具有意義。 而更大的挑戰也許是人工智能帶來的對于“人”的價值的進一步思考。 一些國家和城市也開始探索試行“普遍個人收入”制度( UPI ,universal personal income )。但這必定是一個需要匯聚全球智慧與力量共同去思考和實踐的問題。
在規則與制度層面上,以數據為例,在近代人類歷史上,國際社會先后就自然人的跨境移動、船只和飛行器等交通工具的跨境移動、資本和商品的跨境移動等,形成了普遍認同的規則和制度安排。當前,數據作為一種資源的重要性與日俱增,隨之而來的問題是:數據跨境轉移應遵循什么規則、在什么樣的制度安排下進行? 數據的產生方、使用方、輸出方、接收方等利益相關各方分別享有什么權利、承擔什么義務? 數據本土儲存和跨境轉移之間是什么關系? 國家與數據企業之間是什么關系? 這些都將是未來全球治理的難題。 ２０１９ 年 G２０ 的東道主日本已經提議將全球數據治理列入G２０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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