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還不是特別成功的“發展型國家”

1911-1927年間的第一波中國革命開始造就中國成為“發展型國家”的兩個必要條件，但是不夠徹底。約翰遜認為，中國是在經過了抗戰之后（1937-1945）和第三次國內戰爭（1945-1949年）后，中國才真正具備了成為“發展型國家”的兩個必要條件。

但是，新中國成立后，選擇了計劃經濟，因此，新中國的頭30年并沒有成為“發展型國家”，盡管這期間的某些建設確實為后來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后成為一個相對成功的“發展型國家”奠定了重要基礎（比如，建立了一個相對完備的工業體系）。中國是在改革開放之后，特別是引入市場經濟之后，并且開始學習日本、新加坡、韓國、和臺灣地區的經驗后才真正成了典型意義上的“發展型國家”。

如果我們將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和其他東亞“發展型國家”的發展軌跡作比較的話，我們會發現，中國肯定不是最成功的，只是中上水平。比如，在1946年至1976年的三十年間，日本的經濟整整擴張了55倍。日本僅僅用了30年就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成功躋身最發達國家俱樂部。中國的臺灣地區也用了大致同樣的時間成為了高收入地區（1954-1990）。新加坡的成長業績也相當突出。

韓國的崛起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從樸正熙于1962年開啟了韓國的“發展型國家”時代之后，韓國只用了三十多年就成為了OECD成員國，躋身發達國家行列。1962至1989年間，韓國的經濟整整擴張了100倍！韓國不僅建立起了比較完善的產業結構，并且成功從1960-1970年代的勞動密集產業升級到1980年代以后的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韓國如今擁有三星、LG、現代等一具有批世界影響力的私營大企業，并且成功贏得對日本的某些產業優勢。在跨入發達國家門檻后，韓國繼續保持著上升勢頭，雖然經歷過1997年金融危機。

相比之下，中國過去三十多年所取得的成就確實也值得驕傲：在此期間，中國的經濟也擴張了近50倍。但是其實按照東亞“發展型國家”的標準來要求，中國過去30多年的成績并不是最突出的。更何況，中國離一個真正的高收入國家至少還有20-30年的路程，而且充滿不確定性。2005年，按照購買力評價法，中國的人均GDP占美國的11.4%；大約相當于韓美之間對比1970年的水平。如果中國能以韓國追趕美國的速度前行，那么中國的人均GDP要占到美國的6成，大約還需要40年的時間。當然，由于中國的人口數倍于美國，屆時中國的總體國力可能會強于美國。

因此，中國在過去30多年取得的成就并不特殊。我們不要動不動就“中國特色”、“中國模式”、“中國道路”，甚至認為中國業已取得的成就已經可以讓我們傲視世界。這不僅是無知的表現，而且也是可怕的驕傲。

對中國發展戰略的啟示

中國還應該繼續認真學習其他的發展型國家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但從文獻來看，中國對發展型國家的了解是相當有限的。關于發展型國家的很多重要文獻，無論是英文、韓文、還是日文，大多沒有被翻譯成中文。特別是韓國學者和日本學者基于本國發展經驗而對發展型國家（發展型資本主義）的研究，較少被納入主流中國學者的研究視野。一些英文、韓文和日文的文獻，基本還是局限于中國國內某些國別問題專家的討論，沒有上升到對“發展型國家”的理論探討和對中國的借鑒意義等。

這背后的原因大概有二。一是我們的大國意識，不愿意虛心向其他國家和地區學習。二是我們計劃經濟思維的余毒太重，總是想沿襲計劃經濟思維來指導“發展型國家”下的發展。而“發展型國家”理論特別強調，計劃經濟不可能發展起來，更不可能以國有企業為主要載體。事實上，1990年代中國國內曾有一波學習韓國大企業的熱潮，但后來才知道，韓國的這些大企業竟然是私營企業。而韓國的競爭力正是基于這些私營大企業。可想而知，最后中國向韓國學習的努力也不了了之，因為國有企業不能碰。

這樣的結果是，一方面，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家”（即，信奉“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基本上從不引用“發展型國家”的文獻，包括查默斯·約翰遜的經典論述。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因為基本排斥市場經濟，堅持國有企業的支配地位，無法真正接受和理解“發展型國家”的要義。因為發展型國家的理論體系堅持認為，非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真正發展起來的。這一論斷也被前蘇聯和東歐國家，以及中國前后三十年的發展經驗所支持。

于是乎，在中國的討論中，反對“國家干預”的人幾乎都把“國家干預”當成洪水猛獸，等同于計劃經濟，等同于讓國有企業壟斷。而許多支持“國家干預”的人則認為，“國家干預”就是要把國有企業做大做強。雙方都不能看到，“發展型國家”理論恰好強調：“國家干預”是必要的，但是“國家干預”不是依賴國有企業，更不是依賴計劃經濟。恰恰相反，“發展型國家”的國家干預是讓國家的“產業政策”通過市場經濟和民營企業的共同合作，推動國家的技術進步、產業升級和持續的經濟發展，最終完成國家經濟現代化的歷史使命。

約翰遜強調，“發展型國家”真正的核心問題不是政府要不要干預經濟，而是政府為何干預，如何干預的問題。蘇聯模式計劃經濟的問題是試圖駕馭整個國家的經濟行為，甚至是人民的日常生活，最后只能成為警察國家，扼殺整個社會的創業和創新活力。

真正意義上的“發展型國家”是讓國家經濟的絕大部分仍舊受市場經濟規則支配，而國家只扶持和鼓勵少數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國家之所以干預性地扶持少數的戰略性產業的核心原因是為了降低企業進入這些戰略性新興產業的風險和成本。而我們最近基于中國產業政策的數據的研究也表明，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的扶持政策確實在相當程度上是成功的。在市場經濟的基本游戲規則下，國家對于有市場競爭力、在國際競爭中脫穎而出的企業給予更大的支持，讓強者更強，讓他們成為征戰國際市場的“騎士”。

文/唐世平，復旦大學特聘教授 來源：英國《金融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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