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出于藍】

不過，當時中共設置政委始自1928年6月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后，周恩來在軍事報告中提出：“紅軍絕對取消黨代表，黨代表是從國民黨產生的，在蘇聯只有政治委員，由蘇維埃政府派”。紅軍遂棄用此前仍習用叫黨代表的國民黨習慣。

此后，紅軍中連一級設指導員，營一級為教導員，團及以上級別為政委。雖然中共軍隊與蘇聯紅軍在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上同樣看重，并在政委這個名目上完全相同（蘇軍連排級為指導員，營級以上就稱政委），但實際地位和功能上卻有相當大的區別。

1919年1月俄共(布)頒布的《對紅軍黨支部的訓令》，對黨支部的定位是“政治委員和指揮員在鞏固高度軍紀，提高部隊戰斗能力方面的忠實助手”，黨組織書記的任命需要政委批準。”

它使得蘇聯紅軍部隊的實際領導和指揮權集中在政委手中，而且政委還凌駕于同級黨組織之上，這使得蘇聯紅軍政委很大程度上帶有強烈的監軍性質（即使是二戰期間政委軍銜低于同級軍事主官）。政委權力過大，反而埋下了其地位幾經起落最終被取消的伏筆。

俄國內戰結束后，隨著基層軍隊人員軍事素質的提高，不受信任的沙俄舊軍官被逐步淘汰，1925年3月，紅軍中逐步推行軍事主官負責的一長制，監軍性質的政委被取消，只設置協助軍事指揮員的政治副職。

但內戰中崛起的杰出將官的權威讓斯大林感到不安，1937年斯大林發動“大清洗”，在幾乎整個消滅了紅軍中高級將領時，蘇軍黨組織也遭遇重大損失，有的黨組因為已經沒有黨員而被迫取消，為加強軍隊控制，政委被恢復。

但1939年11月蘇聯入侵芬蘭的戰爭，暴露出蘇軍指揮混亂訓練不足的嚴重問題，1940年8月，蘇軍取消了政委。1941年6月，德國入侵蘇聯，為解決軍隊紀律渙散軍心不穩問題，政委又重新登場，他們以嚴厲手段穩定了軍心，但嚴重的瞎指揮卻使蘇軍初期蒙受了難以想象的慘重損失，例如克里木方面軍政委麥赫利斯強調“進攻精神”，于是部隊前沿陣地距德軍陣地距離由300米—100米變成了50米，導致部隊在敵軍炮火下無處藏身。1942年10月，政委再次取消。

而中共原為蘇聯建立的共產國際下的一個分支，長期未形成穩定的核心領袖，使得中共很難像蘇共一樣出現對政委的朝令夕改的長官意志，而漫長的戰爭，也使其有機會在軍隊內部逐漸形成一套更合理的政委功能建構。

中共軍隊中，政委與軍事主官是均受黨組織統一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軍政首長雖然都是一把手，但必須服從黨組織的集體領導。它的專業分工遠不像蘇式雙首長制那么明確，同一個人往往有過既當過軍事主官又當過政委的經歷。它徹底改變了蘇軍政委的監軍性質，實際上是“去（蘇式）政委”化的政委。

中共軍隊最終形成黨組織集體領導制而非蘇式的政委凌駕黨組織的架構，或許還與毛最終在黨內地位的確立有關，1937年2月中共批判張國燾錯誤時，利用總政委身份對抗中央就是他的主要罪名之一。

1937年5月，中央蘇區黨代表會議決定: “在軍師及獨立行動之單位組織軍政委員會，這是黨的組織，他指導軍隊的全部政治和軍事工作，并向黨中央負責。”軍政主官之間能夠相互節制，軍權牢牢依附于黨權，不能不說是政委制度一次不易覺察但又至關重要的革命。

中共式的雙首長制當然會帶來政委與主官不和的問題，譬如著名的黃金搭檔“劉鄧”，挺進大別山后，矛盾嚴重到最后甚至“不一起吃飯”的程度，但這種不和的好處是，仲裁權最后容易集中到更高一級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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