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與元朝相比，明初的疆域已縮小了很多。而在明朝期間，自永樂（1403年－1425年）以后也始終處于退縮之中。

明初曾繼承元代的建置，在朝鮮半島設有屯駐軍隊的衛、所，但至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李氏高麗奉行親明政策后，即將這些衛、所撤至鴨綠江以北，從此鴨綠江成為中國和朝鮮的界河。永樂七年（1409年）在東北女真等族地區設置了奴爾干都司，轄境直到外興安嶺以北。永樂九年征服苦兀，更擴大到薩哈林島（庫頁島）。至宣德十年（1435年）都司撤銷，其下屬的羈縻衛、所雖繼續存在，但控制已大為削弱。后期由于滿族的崛起，明軍節節敗退，直到退至山海關內。明初的北界曾在今內蒙古的西遼河、沙拉木倫河至陰山山脈、賀蘭山一線，但宣德以后逐漸退到了長城一線。西北一度擁有的元朝全部疆土，也陸續放棄，最終后撤至甘肅的嘉峪關。安南發生內亂后，明朝于永樂五年（1406年）在安南設置交趾布政使司，正式列為國土，至宣德三年（1428年）撤銷，人員全部撤回。明朝在今緬甸、泰國和老撾境內設置的三個宣撫司和六個宣慰司（三宣六慰），在中期后不斷受到緬甸東吁王朝的進攻，一度全部落入緬甸之手。經反擊，僅收回了”三宣”和”六慰”中的一慰──老撾宣慰司。

但明朝的人口卻在不斷增長。經過明朝初年的經濟恢復和大規模的移民，14世紀末的人口已經回升到7000萬以上。與戶口統計數上的停滯和倒退相反，實際人口始終在持續增長，到17世紀初突破2 億大關，創造了中國歷史上的新記錄。當時人的各種記載表明，明朝中后期一些地區的人口已經相當稠密，人口壓力也已相當嚴重，地少人多地區的人口大量外流，平原地區的人口紛紛遷往西南邊疆和山區謀生，福建和廣東沿海一些人陸續向海外移殖。

盡管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有關明朝中后期尖銳的社會矛盾和人滿為患的史料，以至當時一些人已經對前途表示悲觀，感嘆一場浩劫在所難免；卻從來沒有發現有什么用領土擴張來緩解人口壓力或以對外戰爭來解決社會矛盾的言論，更找不到任何行動。因各種原因遷離明朝領土的人數量也并不多，而其中最大的一部分是被韃靼、瓦剌和后金（清）擄掠出去的。其中被后金（清）掠至東北的人口估計近百萬，不過那時距明亡已為時不遠，除了造成生命財產和社會生活的破壞以外，起不了什么積極的作用。明朝人主動移殖境外在法律上是被禁止的，所以逃亡至蒙古諸部內的漢人都屬”或因饑饉困餓，或因官司剝削，或避罪”。據估計，隆慶、萬歷間（1570－1582年）蒙古境內的漢人達70萬，其中主要的還是被擄掠者及其后裔。向海外的移民，包括遷往當時尚未設置政區的臺灣島，規模更小，而且大部分是在明亡后進行的。與龐大的人口總數相比，因外遷而減少的人口數量實在顯得微不足道。

清朝的疆域在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平定天山南路后達到極盛，北起薩彥嶺、額爾古納河、外興安嶺，南至南海諸島，西起巴爾喀什湖、帕米爾高原，東至庫頁島，面積超過1200萬平方公里。

還在1644年入關以前，清朝已經擁有了以后整個東北和內蒙古。到順治十六年（1658年）消滅明朝在大陸的殘余勢力，又獲得了明朝的全部領土。這兩部分構成了清朝疆域的主體。清朝與準噶爾的戰爭開始于其首領噶爾丹對漠北喀爾喀蒙古三部的吞并和對漠南的的侵擾，由于準噶爾實力強盛，幅員廣大，對清朝構成極大的威脅，因而清朝除了徹底擊敗并予以消滅外別無選擇。從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至乾隆二十四年，戰爭斷斷續續進行了近70年。但清朝的目標并沒有擴大到準噶爾之外，所以當清軍平定天山南路后，中亞的巴達克山、霍罕（浩罕）、布魯特等紛紛要求歸附時，清朝并未接受，而是在邊境立碑規定了邊界。從歷史上看，這一界線也沒有超過漢、唐疆域的范圍。

明清之際的天災人禍、特別是持續多年的戰爭，使中國人口又一次遭受巨大的損失。實際上，在康熙二十九年，全國人口僅1憶多，遠未恢復到明朝后期的水平。十年后估計增長到1.5 億，在完成統一的1759年剛突破2億。此后清朝的領土再也沒有任何增加，但人口數量卻持續上升，在太平天國起義前夕的道光三十年（1850年）達到了4.3 億，比1750年不止翻了一番。在這樣空前巨大的人口壓力下，清朝的統治者不僅絲毫沒有想到要開疆拓土，也沒有的效實施邊疆地區的開發，如對新疆地區雖有一定規模的移民，但大多屬于軍事駐屯和罪犯流放，到1950年為止總數不超過50萬。就連長期封禁的東北也還沒有正式開放，對臺灣的移民也受到各種限制，對海外的移殖更被視為非法。所以盡管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越來越下降，但4 億多人口完全是依靠本國生產的食物供養的。這不僅得益于中國傳統的以農立國的觀念和成熟的農業生產體系，也受惠于新引入的玉米、甘薯、土豆、花生等作物。正是這些作物的推廣，使原來無法利用的山地和旱地得到開發，從而養活了成倍增長的人口。

中國對海外的移民高潮出現在1840年以后，有人估計在1840－1911年間遷出的人口在1000萬以上。但每年平均20萬的數字只占4億總人口的0.5‰，除了對集中輸出的地區會有較大影響外，在緩解全國人口壓力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極其有限的。這些移民中的大多數是被作為”契約勞工”和廉價勞動力而輸出的，他們在遷入地處于社會的底層。清朝政府雖然已經承認準許國人出洋做工，但在1912年中國政府頒布第一個保護華僑的法令之前，從未承擔起保護本國僑民權益的義務。正因為沒有祖國政府的支持，海外華人在這一階段始終處于受排擠、打擊和迫害的狀況，他們的社會地位與他們所作的貢獻、在當地人口中的比例是完全不相稱的。所以盡管在某些國家和地區，華僑的數量在當地人口中已占相當大的比率，但他們與中國在政治上毫無關系，完全處于所在國政府的治理之下。有些西方人根據歐洲移民在海外殖民的經驗，僅僅根據華僑的數量或占當地人口的比例就作出毫無根據的推斷，如果不是別有用心的話，也是十分可笑的。

五

至此，我們可以作出如下結論：

一、從秦始皇建立中國第一個統一的中央集權國家，到清朝的疆域達到極盛，中國本身的人口壓力從來沒有成為向外擴張的原因，也不是開疆拓土的動力。

二、雖然中國的人口從數千萬增加到了上世紀中期的4 億多，但都是依靠本國生產的食物供養的，從未產生過向境外尋求生存條件的企圖，因而中國的人口數量從來沒有構成對外部世界的威脅。

三、歷史上出現過的對外國、外族的戰爭和侵略，是統治者窮兵黷武的結果，與當時的人口數量沒有必然的關系。

四、近代以前對海外的移殖，大多不是由于中國國內遷出地的人口壓力，數量也相當有限。19世紀中期后的海外移民雖然主要是出于人口壓力的驅使，但對緩解中國總的人口壓力并無顯著作用。

我們完全可以從中國所處的地理環境、中國人的生產和生活方式、以儒家思想為代表的文化觀念特別是對外部世界的認識等多方面找到深刻的、必然的原因，限于篇幅，本文就不再一一論證了。

文/葛劍雄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輯刊》1995年夏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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