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公元589 年隋朝滅陳后，它的疆域并沒有恢復到西漢時的幅員，其東北以遼河與高麗為界；南方雖一度滅了林邑國，但不久就已退至北緯18°一線。此后隋朝從東突厥人手中奪回了河套，把邊界擴展到陰山以北；又從西突厥奪取了今新疆哈密地區。大業四年（603 年），隋煬帝趁吐谷渾被鐵勒打敗之機，滅了吐谷渾，取得了它的故地，其范圍東起青海湖東岸，西至塔里木盆地，北起庫魯克塔格山脈，南至昆侖山脈，這是以往各朝從未設置過正式行政區的地方。但這些疆土的開拓有的只有軍事上的意義，有的存在的時間很短。如與東突厥的界線雖劃定在陰山以北，但隋朝的行政區實際仍未出陰山山脈的范圍。吐谷渾首領到大業末年就又復國，在今青海境內所建政區到唐朝時也未恢復。
隋朝人口最多時估計為5600－5800萬，還沒有突破西漢的記錄，其直接統治的范圍與西漢大致相仿，但經過數百年的開發，南方容納的人口比西漢時有了大幅度的增加，所以并不存在人滿為患的問題。相反，在隋煬帝窮兵黷武的情況下，到處出現了田園荒廢的景象。正因為如此，隋朝對新辟土地，除了實行軍事控制外，無法實施有效的移民。如對吐谷渾舊地，雖又”置郡縣鎮戍”，卻只能”發天下輕罪徙居之”，人數顯然是相當有限的。
隋末唐初，突厥勢力南侵，連首都長安也受到威脅。因此，盡管黃河流域還沒有恢復戰爭的創傷，全國人口不足3000萬，唐朝還是不得不發動了對突厥的反擊，在貞觀四年（630 年）滅東突厥，貞觀二十一年又滅薛延陀，疆域達到了貝加爾湖以北。以后又滅西突厥，轄境遠至中亞。
唐朝的疆域，最西曾經到達過咸海之濱，最北曾包括西伯利亞，最東一度擁有薩哈林島（庫頁島）和朝鮮半島的大部分。但是這并不是說唐朝同時擁有過這樣大的疆域，而且達到最遠點的時間是非常短的。例如，控制咸海以東是在龍朔元年（661 年），但到麟德二年（665 年）就撤到了蔥嶺，實際只維持了3 年。而那時還沒有滅高麗，東部的邊界仍在遼河一線。開元三年（715 年）唐朝又擴展到蔥嶺以西，但東部的安東都護府已退到遼西。天寶十年（751 年）怛羅斯一仗敗于大食（阿拉伯帝國），唐朝的疆域又退回到蔥嶺。北方自滅薛延陀到儀鳳四年（679 年）突厥再起也只有32年時間，唐朝就又撤至陰山山脈以南了。總章元年底（669 年）滅高麗后置安東都護府，但到咸亨元年（670 年）其治所就從平壤遷至遼東，不久又遷至遼西，高麗故地基本喪失。
在研究唐朝的疆域與人口的關系時，以下三個方面是必須注意的，也是很能說明問題的。
唐朝的疆域擴張與人口增長并不是同步的，當人口達到高峰時，極盛疆域已成過去，這與西漢的情況相似。隋唐之際的人口谷底估計在武德五年（624 年），約為2200－2300萬。此后以年平均8 －12‰的增長率增加（包括因自境外遷入而增加的部分），至安史之亂前的755 年達到約8000－9000萬的高峰。而唐朝在北部推進到極點時的人口約2900萬，在西部獲得最大疆域時的人口約為3500萬，在朝鮮半島設立安東都護府時的人口至多有4000萬，都離高峰甚遠。而在人口超過8000萬的天寶盛世，除了今新疆烏魯木齊及其以東一帶有一些正式的州縣，其設置正式行政區域的范圍基本沒有超出西漢的范圍。
唐朝在新辟的領土基本都設置都護府和都督府，或通過羈縻府、州、縣的形式進行統治。羈縻政區的首長絕大多數都是由其原來的首領世襲的，不納賦稅，除已遷入內地的以外也不領朝廷俸祿，當然也不接受唐朝的常駐機構和人員，不會有什么移民遷入。唐朝存在時間較長、較穩定的六個都護府中，安南的轄區是西漢以來的舊地；安東所管的大多也是遼西的舊地；安北一度轄有今蒙古和西伯利亞，但到垂拱二年（686 年）后即遷至今內蒙古；單于原轄陰山、河套一帶，至圣歷元年（698 年）后并入安北；只有北庭和安西二個存在時間最長，轄區又基本都是新辟。這些都護府都沒有為唐朝的人口提供多少擴展的余地，因為除了常駐的軍隊和行政人員以外，由內地遷去人人口極少。遷入西州（今新疆吐魯番一帶）和庭州（今烏魯木齊一帶）的主要是罪犯，在都護府和鎮的駐地如安西（今庫車）、北庭（今吉木薩爾）、疏勒（今喀什）、焉耆（今焉耆）等處主要由戍卒實行屯墾。安史亂后這類遷移也基本結束了。
相反，伴隨著唐朝擴張的是大批邊區和境外民族的內遷。如東、西突厥被滅后，有數十萬人遷入唐朝，定居在首都長安的就曾有一萬戶，河套和今陜西、山西北部都是安置突厥人較多的地區。高麗被滅后，三萬多戶百姓被遷至江淮以南及山南、京西諸州，其中一部分以后遷回遼東，但不久又被遷至隴右、河南。百濟的貴族和百姓被遷于遼東、徐州、兗州等地。山東半島沿海有很多新羅人居住。此外，回鶻、鐵勒、西域諸族、吐谷渾、吐蕃、黨項、契丹、奚等族幾乎都有不少人內遷。唐朝的軍隊，從將領到士兵，都有大量來自邊疆和境外的人員。
總之，在唐朝的疆域達到極盛時，其人口還沒有超過西漢；而當其人口達到高峰時，絕大部分人口居住的范圍與西漢的疆域相仿；遷入唐朝的人口遠遠超過唐朝向邊疆地區的移民。
三
宋朝的領土比唐朝小得多：其北界已退至今山西的河曲、岢嵐、原平、代縣、繁峙和河北的阜平、滿城、容城、霸州及天津市區一線，西北與西夏以今甘肅蘭州、靖遠、寧夏同心及陜西北部的白干山一線為界，西南今大渡河以南的川西南、黔西和云南是大理國境。可是就在北宋境內，由初期的約3000萬人口增加到了后期（11世紀初）的1 億左右。
北宋對遼和西夏基本都取守勢，即使主動用兵也沒有改變過雙方的穩定界線。對大理也從未采取過軍事行動，宋太祖以玉斧劃大渡河為界的傳說雖不盡可信，但宋朝方面希望維持現狀卻是事實。唯一的例外就是神宗熙寧四年（1071年）至徽宗大觀二年（1108年）間對吐蕃的戰爭，結果是恢復了唐朝的舊地，擴大到今烏峭嶺以南的湟水流域、大夏河流域和洮河流域，設置了熙河路。這次戰爭發動于宋朝的人口接近高峰之際，但無論從目的與后果看，都與內部的人口壓力無關。從軍事行動的倡議者和指揮者王韶向皇帝所上的《平戎策》可以看出，其首要目的是夾擊西夏，”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則夏人有腹背受敵之憂”。而當時”諸羌瓜分，莫相統一”的形勢對宋朝有利，應加以利用。同時王韶還認為這一帶”土地肥美，宜五種者在焉”。結果，宋朝在軍事上固然節節勝利，但經濟上卻背上了包袱，”熙河雖名一路，而實無租入，軍食皆仰他道”。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更不可能從內地遷入人口了。
不過，由于人口數量達到了空前的記錄，宋朝的人口壓力的確日益增大，尤其是在南方人口稠密地區。經過兩宋之際的戰亂，當南宋與金雙方進入穩定對峙的階段，南北的人口就又攀上了新的臺階，13世紀初合計達到了1.1272億，南宋人口到端平二年（1235年）已在6000萬以上。早在北宋中期，江南和東南沿海地區的殺嬰之風就已相當嚴重，發展到不分男女，見于記載的就有今湖南與湖北相鄰一帶、蘇南、皖南、贛東北、浙江和福建各地。福建因山多地少，缺少開發余地，殺嬰之風最甚，連富人和士大夫家族也都”計產育子”，”富民之家，不過二男一女；中下之家，大率一男而已”。
但宋朝并未出現任何向外擴大生存空間的言論或行動，如果對遼、西夏、金、蒙古、元的政策可以用”積弱”來解釋，那么就是在南宋期間也從未對大理采取過軍事征服這一點，只能證明當時的君臣的確沒有動過這方面的腦筋。對與日俱增的人口壓力，主要是通過增加糧食產量和開發山區來緩解的。宋代的最高墾田數約有7.2億畝，”這一數額不僅前代未曾達到，即使是后來的元明兩代也未超過此數額”。宋太宗時開始在南方水稻產區擴種麥豆類作物，同時在江淮之間推廣水稻，以充分利用地力，防止水旱災害的影響。真宗時從福建引入早熟耐旱的占城稻種，在長江下游和淮河流域推廣；還在宮中試種，讓百官了解新品種的效益。這些措施對南方農業的進步產生巨大影響。福建的梯田出現在宋代，就是農業生產向深度發展的證明。另一途徑是將原來是少數民族聚居的山區辟為新的政區，以安置移民，擴大耕地。如北宋后期，在原來屬”梅山峒蠻”居住并被禁止與漢區交通的地方筑二城，置新化縣，”得主、客萬四千八百九戶，萬九千八十九丁。田二十六萬四百三十六畝”。此后，對湖南西部和南部少數民族地區和山區的移民顯著增加。
成吉思汗與蒙古諸王的西征給中亞、西亞和歐洲人留下了難以消除的恐懼，但西征的動因來自蒙古族本身，與宋、金、西夏、大理等政權的人口狀況毫無關系，而且西征大多發生在這些政權被滅之前。西夏和金分別亡于1227年和1234年，此前的1213年蒙古哲別滅西遼，1219年成吉思汗發動第一次西征，1221年又有哲別和速不臺的西征。1235年蒙古軍開始攻宋，同年拔都出兵西征，1253年又有旭烈兀的西征，1254年蒙古軍滅大理，同年征服了吐蕃。到1279年南宋殘余勢力最終被消滅時，西征早已結束，龐大的大蒙古帝國已經分裂。在蒙古的軍事征伐中固然利用了女真、黨項、契丹和漢等族的的人力和物力，但這些都是被俘虜和掠奪的結果。同樣，在滅西夏、金、大理、南宋的過程中，也有大批來自中西亞和歐洲的人員被充當將士、炮手、工匠和官吏。
西夏和金滅后，境內的人口銳減至1000余萬，僅及原來的五分之一弱，是中國人口史上罕見的浩劫。滅宋14年后的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元朝境內的人口總數僅6000余萬，只有13世紀初的一半。當時北方人口大批南遷，大片土地荒無人煙，亟待墾復。所以，元朝建立后對高麗、安南（今越南北部）、占城（今越南南部）、日本、緬國（今緬甸）、爪哇（今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侵略，只是蒙古軍隊好戰傳統的繼續，境內的人口只是為統治者提供了兵力而已。元朝的人口峰值估計約8500萬，遠不如宋金合計，而且元朝期間的人口增長也比較緩慢。蒙古西征與元朝對各國的侵略戰爭客觀上留下了一些中國移民，但都是出于戰爭或控制的需要，或者是戰敗的結果，并非積極主動的人口遷移。而遷入中國的中西亞、歐洲移民數量更多，以后大部分在中國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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