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非經濟體制而言，則沒有值得爭論的。在全球各地，大學機制都在向西方標準靠攏。醫療科學組織管理方式一樣，從秘密研發直到第一線的健康護理莫不如此。如今大多數人都接受了牛頓、達爾文和愛因斯坦所揭示的偉大科學真理，即使不認同這些真理，他們在發現流感或支氣管炎的癥狀時，也會急切地尋求西藥的治療。只有少數幾個社會在持續抵制西方營銷和消費模式的侵入及西方生活方式本身。越來越多的人吃的是西方食物，穿的是西式服裝，住的西方風格的居所。就連西方所特有的工作方式——每周工作五到六天，朝九晚五，每年享受兩到三個星期的假期——也漸漸成為通行的模式。同時，西方傳教士竭盡全力向世界其他地方輸出的信仰，已為1/3 的全球人口所接受，并在全球人口規模最大的幾個國家中產生了可觀的效果。甚至連西方所開創的無神論思想，也取得了驚人的發展。
每過一年，就有更多的人像我們這樣購物、學習，像我們這樣保持（或不顧）健康、祈禱（或不祈禱）。漢堡、本生燈、邦迪、棒球帽和《圣經》：不論你走到哪里，你都無法輕而易舉地避開這些。只有政治體制領域才存在巨大的全球差異。
所以說，提出西方文明的崛起是耶穌之后第二個千年的下半葉唯一最重要的歷史現象的，既不是“歐洲中心論”，也不是（與之對立的）“東方中心論”。這是不言自明的觀點，而此中的難題在于這是如何發生的。在15 世紀后，西歐文明實力超過了從外面看來更具優勢的東方帝國，此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很明顯，僅靠西斯廷大教堂之美是沒法給予充分解釋的。
這個問題表象的回答是（如果不叫贅述的話），西方以其帝國主義擴張性統治了全球。如今，對于很多人而言，提到歐洲帝國列強所犯下的罪行，他們仍然情緒激動，義憤填膺，怒不可遏。論及罪行，這顯然是事實，而且，本書也并沒有剔除這些內容。同樣明顯的是，不同的殖民形式——通過殖民地還是強取豪奪，導致的長期后果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從歷史角度看，帝國并不能就西方統治世界給出充分的解釋。在被馬列主義所譴責的帝國主義出現很久以前，世界上就存在過很多帝國。事實上，16 世紀見證了大量的亞洲帝國崛起，實力顯著提升，版圖大面積擴張。同時，查理五世所構想的版圖從西班牙直到低地國家的大哈布斯堡帝國的擴張事業失敗后，歐洲支離破碎，四分五裂。宗教改革引發了一個多世紀的圍繞宗教開展的戰爭。
對于16 世紀的旅行者而言，他們幾乎無法忽略其所見證的與西歐截然不同的情形。除了安娜卡利亞 、埃及、阿老伯半島、美索不達米亞和也門，蘇萊曼大帝（1520~1566 年）統治下的奧斯曼帝國版圖范圍延伸至巴爾干半島和匈牙利，并于1529 年兵臨維也納城門。更靠近東方的地區，阿拔斯一世統治下的薩法維帝國（1587~1629 年）將版圖從伊斯法罕和大不里士一路擴張，直到坎大哈；而從德里到孟加拉的印度北部則在偉大的莫臥爾皇帝阿克巴（1556~1620 年）的統治之下。中國明朝有了長城的保護，似乎格外安全、平靜。在萬歷皇帝（1572~1620 年）宮殿覲見的西方來訪者，幾乎沒人會預見到，在萬歷皇帝死后不到30 年，這個王朝就傾覆了。弗蘭德 外交使節——將郁金香從土耳其移植到荷蘭的那個人——在自己撰寫的從16 世紀50 年代的伊斯坦布爾開始記敘的傳記中，曾忐忑不安地將西方四分五裂的狀態與奧斯曼帝國“巨大的財富”作了一番比較。
不錯，16 世紀時，西方在海外的活動緊張而繁忙。但是，對于偉大的東方帝國而言，葡萄牙和荷蘭船員的所作所為似乎恰好是文明承載者的對立面；如果說得難聽些，那么他們純粹是威脅著“中部王國” 的最新出現的野蠻人，而且可以肯定的是，他們比倭寇散發的味道更惡臭。然而，除了印度紡織品和中國陶瓷品的上乘質量外，亞洲還有什么讓西方人著迷呢？
直到1683 年，奧斯曼麾下的一支軍隊兵臨維也納——當時是哈布斯堡帝國的首府——城下，并堅持要求該城的人投降且皈依伊斯蘭教。僅在圍攻解除之后，基督教世界才開始通過朝向博斯普魯斯海峽的巴爾干半島，慢慢地削弱奧斯曼在中歐和東歐的勢力，而且，所有歐洲帝國都是在很多年后才能與東方帝國主義所取得的成就相提并論的。東西方之間的“大分流”局面在其他地方形成的時間甚至更晚。南北美洲之間的物質差距，直到19 世紀才牢固地建立，而非洲大多數地區，除了少數幾條海岸線外，也是直到20 世紀早期才被歐洲人所征服。
如果西方主導世界的現象沒法用這種濫用的老提法來解釋，那么，這純粹是——如某些學者所認為的——好運使然嗎？導致東西大分流發生的，是歐亞大陸西方板塊的地理或氣候嗎？西方人難道得到了命運的眷顧，因而能跌跌撞撞地穿過最適合栽種富含熱量的蔗糖的加勒比群島？難道說“新世界”為歐洲提供了中國所沒有的“鬼地”？難道僅僅是墨菲法則在發生作用，使中國的煤炭儲藏比歐洲的難以挖掘和運輸？抑或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是其自身成功的犧牲品：掉進“高度平衡陷阱”，難以自拔，認為耕作者有能力為規模巨大的人口提供生存所需的足夠糧食？還有人認為，英國之所以成為第一個工業化國家，這主要是因為其惡劣的衛生條件和疾病導致大多數英國人的壽命很短，結果富裕群體和有進取心的少數便具備了傳播其基因的更好機遇，果真如此嗎？
不朽的英國詞典編纂者塞繆爾?約翰遜對西方主導世界的所有可能的解釋都持反對觀點。在于1759 年出版的《拉塞勒斯王子的故事》中，他筆下的拉塞勒斯王子如此問道：
歐洲人……為何能如此強大？他們為什么能如此輕易地踏足于亞洲和非洲，進行貿易或征服？亞洲人和非洲人為什么不能入侵他們的海岸線，在他們的港口設立殖民地，將法令加諸他們的王室？讓他們回家的風同樣可以將我們帶向哪里。
哲學家埃米萊科是如此回答的：
先生，他們比我們更強大，因為他們更博學；知識將永遠駕馭無知，如人類支配其他動物一樣。但是，對于他們的知識為什么多于我們的問題，除了無以解釋的上帝意志賜予外，我不知道能給出什么其他原因。
如果知識能給人們提供航行船艦、挖掘礦藏、發射槍炮和治療疾病的更佳方式，那么知識的確就是力量。但在事實上，這是西方人比其他人博學的原因嗎？或許，1759 年之前，情形確實如此；1650 年后大約持續了兩個半世紀的科技革新幾乎全起源于西方。那么1500 年時呢？我們已經了解到，中國科技、印度數學和阿拉伯天文學數世紀來一直遙遙領先于世界。
那么，難道是更模糊的文化差異為西方人提供了必要素質，使之跳躍前進，將其對手拋在身后？這是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所提出的論點。這種論點有多種變體，如中世紀英國人的個人主義、人文主義和新教倫理，從英國農民的遺囑，到地中海商人的賬簿，再到皇宮禮儀準則，凡此種種都成了史學家尋求證據的來源。戴維?蘭德斯在所著的《國富國窮》（The Wealth and Poverty of Nations ）中提出了文化方面的原因。他認為，西歐在推動獨立探究知識、發展科學驗證方法、展開理性研究并加以傳播方面處于世界前列。然而，他也承認，要使這種模式興盛繁榮，我們還需要更多的東西：金融中介及良好的政府。情形越發明顯：其關鍵在于機制。
毫無疑問，從某種意義上說，機制也是文化的產物。但是，因為機制固定了一套標準，機制通常使文化保持自我本色，決定著文化有助于形成良好的行為，而非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