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就與唐朝的關系而言，統一新羅和渤海也是不能等同的。
人們注意到，《續日本紀》卷35《光仁天皇紀》寶龜十年（779）夏四月辛卯條曾記載：“往時遣唐使粟田朝臣真人等發從楚刕到長樂驛，五品舍人宣旨勞問，此時未見拜謝之禮；又，新羅朝貢使王子泰廉入京之日，官使宣命，賜以迎馬，客徒斂轡，馬上答謝；但渤海國使，皆悉下馬，再拜舞蹈。”[80]研究者認為，同樣面對出訪國家的禮儀官，日本使臣未作拜謝，新羅使臣馬上答謝，渤海使臣下馬禮拜再三，表現出相互之間不同的外交禮儀規格和地位。[81]渤海是受唐朝羈縻的東北地方民族政權，其國際地位當然無法與統一新羅同日而語。這種狀況不僅為日本人所認識，為統一新羅所堅持，而且為唐朝所維護并貫徹于唐、羅關系始終。
唐昭宗乾寧四年（897）七月，新羅與渤海又在對唐關系上發生了一次爭長事件。《東文選》所收崔致遠《謝不許北國居上表》記述了該事件始末，清楚地表明了新羅的態度和立場，洵為難得的原始史料，其全文如下：
臣某言：臣得當蕃宿衛院狀報，去乾寧四年七月內，渤海賀正王子大封裔進狀，請許渤海居新羅之上。伏奉敕旨：“國名先后，比不因強弱而稱；朝制等威，今豈以盛衰而改。宜仍舊貫，準此宣示”者。綸飛漢詔，繩舉周班。積薪之愁嘆既銷，集木之憂兢轉切。惟天照膽，何地容身。（中謝）臣聞《禮》貴不忘其本，是戒浮虛；《書》稱克慎厥猷，唯防僭越。茍不循其涯分，乃自掇其悔尤。臣謹按渤海之源流也，句驪未滅之時，本為疣贅部落。靺鞨[82]之屬，實繁有徒，是名粟末小蕃，嘗逐句驪內徙。其首領乞四羽及大祚榮等，至武后臨朝之際，自營州作孽而逃，輒據荒丘，始稱振國。時有句驪遺燼，勿吉雜流，梟音則嘯聚白山，鴟義則喧張黑水。始與契丹濟惡，旋與突厥通謀。萬里耨苗，累拒渡遼之轍；十年食葚，晚陳降漢之旗。初建邑居，來憑鄰援，其酋長大祚榮始授臣蕃第五品大阿餐之秩；先天二年方受大朝寵命，封為渤海郡王。邇來漸見辜恩，遽聞抗禮。臣蕃絳、灌同列，所不忍言；廉、藺用和，以為前誡。而渤海汰之沙礫，區以云泥，莫慎守中，唯圖犯上，恥為牛后，覬作龍頭；妄有陳論，初無畏忌，豈拘儀于隔座，實昧禮于降階。伏惟陛下居高[剖毖，懷][83]遠孔昭，念臣蕃之驥或羸而可稱，牛雖瘠而非怯；察彼虜之鷹飽腹而高飏，鼠有體而恣貪。永許同事梯航，不令倒置冠屨。聞魯府之仍舊，驗周命之惟新。抑且名位不同，等衰斯在，臣國受秦官極品，彼蕃假周禮夏卿。而乃近至先朝，驟沾優寵。戎狄不可厭也，堯舜其猶病諸，遂攀滕國之爭，自取葛王之誚。向非皇帝陛下英襟獨斷，神筆橫批，則必槿花鄉廉讓自沉，楛矢國毒痛益盛。今者遠綏南越，漢文之深意融春；罷省東曹，魏祖之嘉言同曉。自此八裔絕躁求之望，萬邦無妄動之徒。確守成規，靜銷紛競。臣伏限統戎海徼，不獲奔詣天朝。[84]
從表文可以看出，到十世紀末，唐朝和新羅都很衰弱了，渤海想乘機要挾，提高自己的國際地位，但仍然遭到了唐朝的拒絕和新羅的抵制。至此，唐朝與統一新羅的親近密切關系可謂是百年偕好、善始善終了。不過我還是認為，這種關系恐怕并不影響統一新羅形成自己的“小中華”意識。我們從這份表文得以了解到，渤海國成立之初，曾經接受過新羅的冊封；如前所述，至少到八世紀初，日本的對唐外交實際上還是依附于新羅的；而據《新唐書·東夷儋羅傳》記載，其國“初附百濟，麟德（664-665）中，酋長來朝，從帝至太山，后附新羅”；此外還有與室韋、契丹[85]等中國東北部族的交往。有這些關系，足夠新羅營造其“小中華”政治氛圍了。這些關系，在我們研究唐羅關系時也應給與適當的考慮。
綜觀統一新羅時期的唐羅關系，可以清楚的看出，自八世紀恢復傳統的友好關系以后，雙方聯系日益密切。隨著唐羅經濟文化交流的大規模全面展開，半島社會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民族文化建設的成就尤其突出，以至盛唐玄宗稱之為“君子之國”。同時，新羅僑民也為唐朝中國的發展做出了的貢獻。由于自身的和平發展以及與唐朝親密的盟好關系，統一新羅的國際地位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和提高。八、九世紀，以唐羅關系為主干，東亞戰略格局實現了有效的制衡，從而使國際政治維持了近兩百年的穩定局面。這些，即使在今天看來也是很有借鑒意義的。
注 釋：
[1] 主要是統一的韓民族從此開始形成。此前的古朝鮮以及半島三韓和以高句麗為代表的夫余 貊系諸族究其淵源分屬兩大族群，最有力的證據就是存在檀君和東明兩種始祖說。總之，這個問題值得進一步研究。參朝鮮科學院歷史所編《朝鮮通史》（漢譯本）上卷第三章第三節《朝鮮部族的形成》，三聯書店，1962年，50-53頁。
[2] 《資治通鑒》卷196，中華書局標點本（以下引《通鑒》及正史皆為此本），6181頁。
[3] 同上6202頁。
[4] 同上卷197，6198頁。
[5] 《舊唐書·百濟傳》，5330頁。
[6] 參《新唐書·東夷高麗傳》，6188-9頁。
[7] 同上，6189頁。
[8] 《舊唐書·新羅傳》，5335頁。
[9] （高麗）金富軾《三國史記》卷7《新羅本紀第七》，景仁文化社影印本（以下引《三國史記》均為此本），1994年，77頁。
[10] 《資治通鑒》卷199，6260頁。
[11] 同上6287頁。
[12] 《三國史記》卷26《百濟本紀第四》，259頁。參申瀅植《百濟史》第三章第3節《百濟的成長與發展》，漢城：梨花女子大學出版部，1997年，144頁以下。
[13] 參《三國史記》卷34《雜志第三·地理一》尚州、康州條，352-4、356-8頁；同書卷35《雜志第四·地理二》漢州條，359-63頁；同書卷36《雜志第五·地理三》熊州、全州條，369-73頁。并參《大東輿地全圖》，收在元慶烈《大東輿地圖研究》，漢城：成地文化社，1991年，另附圖。
[14] 參李基白《韓國史新論》（漢譯本），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47-49頁。
[15] 主要是《昌寧碑》、《北漢山碑》、《黃草嶺碑》和《磨云嶺碑》，見《新羅：真興王四碑》，收在六堂崔南善編《新訂〈三國遺事〉附錄》，9-15頁，附于氏編《（增補）三國遺事》，漢城：瑞文文化社，1996年。
[16] 參上引李基白《韓國史新論》48頁地圖。
[17] 參上引李基白《韓國史新論》48-9頁。其實百濟圣王（523-554）由熊津再移都泗沘（今扶余）恐怕也和在陸地上受到強烈排擠有關，其意圖不外是便于憑借海路聯絡盟友以抵抗進攻，如后來在“白江口之戰”中然。只不過圣王當時百濟所遭受的陸上進攻不光來自新羅，還有高句麗，見《三國史記》卷26《百濟本紀第四·武寧、圣王》，264-5頁。
[18] 參千寬宇《伽耶史研究》，漢城：一潮閣，1997年，44-52頁。
[19] 見《三國史記》卷6《新羅本紀第六·文武王》，72頁。
[20] 《舊唐書·東夷百濟傳》，5330頁。
[21] 《舊唐書·東夷新羅傳》，5336頁。
[22] 《資治通鑒》卷200，6329頁。
[23] 同注145。
[24]據《（新增）東國輿地勝覽》卷18的記載，當年唐將蘇定方伐百濟，曾于扶余扶蘇山下以白馬釣江中蛟龍平息風浪，故江曰白馬，韓國人至今稱之。漢文史料略作白江。日本史料中稱為白村江，未知何故。東鄰學界曾有大量論著論及“白村江之戰”及其歷史作用，其實許多人連什么是白江、白江口以及周留城的具體位置都沒有搞清楚（參鄭孝云《古代韓日政治交涉史研究》第4章第2節《“白江戰斗”的問題點與對外關系》，漢城：學研文化社，1995年，177-85頁；森公章《“白村江”以后》，東京：講談社，1998年，105頁）。仔細研究有關地志的記載，可以肯定，白江（《三國史記》卷7作“白沙”，顯為形近致誤）或白馬江專指錦江中從扶余扶蘇山到江景拐彎處這一段；而所謂“白江口”也和“熊津江口”一樣，并非指江水的入海口，而是指兩段江水的連接處，那里往往有渡口作為分界的標志；扶余豐所據的周留城只能在他屯兵的白江口附近。對“白江口之戰”相關問題，本人擬另撰專文考論。
[25] 《舊唐書·東夷百濟傳》，5332頁。
[26] 《三國史記》卷6《新羅本紀第六·文武王》，69頁。
[27] 同上，71頁。
[28] 同上，71-2頁。
[29] 《隋書·東夷傳》史臣曰，1829頁。
[30] 同上，72頁。
[31] 《資治通鑒》卷202，6378-9頁。
[32] 《張曲江集》卷5。
[33] 權德永《古代韓中關系史——遣唐使研究》，漢城：一潮閣，1997年。
[34] 《舊唐書·東夷新羅傳》，5338頁。
[35] 參申瀅植《統一新羅史研究》第4章第1節《統一新羅之繁榮與西海》，漢城：三知院，1990年，290-305頁。
[36] 《三國史記》卷9《新羅本紀第九·景德王》，104頁。
[37] 參上引申瀅植《統一新羅史研究》，299頁表8。
[38] 見赫治清《歷史悠久的中韓交往》，收入《韓國學論文集》第二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30頁。
[39] （日本）圓仁著，白化文等譯《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135頁。
[40] 同上150頁。
[41] 見《冊府元龜》卷998外臣部互市門，開成元年（836）六月條。
[42] 《舊唐書·李正己傳》。
[43] 劉希為《唐代新羅僑民在華活動的考述》，《中國史研究》1993年3期，140頁。
[44] 仁井田升《唐令拾遺》238頁、682頁。
[45] 同上。
[46] 《舊唐書·東夷新羅傳》，5339頁。
[47] 《桂苑筆耕》序。
[48] 見黃有福、陳景富《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第二章，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
[49] 參上引《中朝佛教文化交流史》，151頁。
[50]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校注》，190頁。
[51] 參金文經《唐代之高句麗遺民與新羅僑民》，漢城：日新社，1986年。
[52] 同上512頁。
[53] 《唐代新羅僑民在華活動的考述》，148頁。
[54] 《舊唐書·東夷新羅傳》，5336頁。
[55] 同上，5337頁。
[56] 同上。
[57] 、《增補文獻備考》卷207。
[58] 《三國史記》卷10。
[59] 《新唐書·張 傳》。
[60] 《舊唐書·白居易傳》。
[61] 《三國史記》卷46強首條。
[62] 同上。
[63] 參蔣菲菲、王小甫等著《中韓關系史》（古代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8年，150-4頁。
[64] 參拙文《也談所謂“黑貂之路”——古代東北亞與使節文化聯系之我見》，收入《中韓日文化交流與互動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北京大學東北亞研究所、韓國全南大學亞太區域研究所，1ademeao年12月，4-14頁。
[65] 如石見清裕《唐之北方問題與國際秩序》，東京：汲古書院，1998年。
[66] 參酒寄雅志《華夷思想的諸相》，收在《亞洲之中的日本史》5，東京大學出版會，1993年5月。
[67] 原文作“朔癸卯”，原編者指出《日本紀略》朔在卯下，是。
[68] “大”字，原編者據《日本紀略》補，是。
[69] “實”，原編者以為當作寶。
[70] 見黑板勝美編《國史大系（普及版）·續日本紀》前篇，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219-20頁。
[71] 參宋成有《渤海國與遣唐使》，載《日本學》第7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14頁。
[72] 參沈仁安《唐日關系的若干問題》,載《日本研究》1994年第3期，83-84頁。
[73] 見（唐）杜佑《通典》卷123《開元禮纂類十八·嘉禮二》，中華書局校點本，3151頁。
[74] 參《大唐六典》卷18，“典客署令丞”條。
[75] 參兩《唐書·四夷傳》。
[76] 《舊唐書·突厥傳下》，5191-2頁。
[77] 參福田忠之《古代日本華夷思想與東亞國際關系——以國書、儀禮問題為中心》第1節《日本與新羅關系》，北京大學歷史系本科生畢業論文，2000年6月，9頁。
[78] 參前引宋成有《渤海國與遣唐使》，17頁。
[79] 參鈴木靖民《對新羅關系與遣唐使》，見氏撰《古代對外關系史研究》，吉川弘文館，1985年，235頁。
[80]見黑板勝美編《國史大系（普及版）·續日本紀》后篇，東京：吉川弘文館，1997年，448頁。
[81] 參前引宋成有《渤海國與遣唐使》，14頁。
[82] 原文作“鞅羯”，顯為手民之誤。
[83] 此三字原文漫漶不清。
[84] 轉引自韓國古代史研究會編《韓國古代史資料集》，漢城：知識產業社，1995年，204頁。
[85] 《遼史》卷39《地理志三·中京道》：中京大定府有“大同驛以待宋使，朝天館待新羅使，來賓館待夏使。”（482頁）然據同志，中京大定府于圣宗統和二十五年（1007）才建成，而統一新羅早已于935年滅于王氏高麗。因此，中京朝天館的接待任務很可能是從前契丹與新羅關系的反映。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大唐新羅軸心與東亞文化圈的定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