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經貿活動

唐與新羅的經貿關系基本上可分為政府間利用外交使節來往進行的官方貿易和民間商人進行的私人貿易兩種。在新羅統一以前，官方貿易占主要地位，后來隨著雙方聯系的日趨緊密，民間貿易也大大發展了。

唐與新羅的官方貿易是極為頻繁的。在唐王朝存在的二百八十九年間，新羅以朝貢、獻方物、賀正、表謝等各種名義共向唐派出使節126次，唐以冊封、答赍等名義共向新羅派出使節34次，雙方使節往來，總計達160次之多[38]。新羅使團每次赴唐，都帶來許多物品，進獻唐朝皇帝；唐朝皇帝不僅給予隆重接待，而且在其歸國時向新羅國王和王室回贈禮品。唐朝使節到新羅時亦如之。統一新羅成立后，隨著兩國社會的發展和經濟的繁榮，雙方往來的主題更多地轉移到了經濟文化方面，禮品的交換逐漸演變成正常性的官方貿易，交換的種類和數量也大大增加了。除了奢侈品的交換，政府間也有一些對平民生活產生影響的物品交換。《三國史記》卷10載新羅興德王三年（828），“入唐回使大廉持茶種子來，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時（632—647）有之，至于此盛焉。”茶葉從此在新羅開始盛行。官方貿易的這類互通有無對兩國的經濟文化生活是富有意義的。

統一新羅時期，韓、中兩國間交通空前發達。《新唐書·地理志七下》記載唐朝的對外交通有七條大道，其中“一曰營州入安東道，二曰登州海行入高麗、渤海道”，這兩條道路均可通達新羅。陸路由營州、安東都護府至平壤，最后到達新羅首都慶州；海路則由登州入海至大同江或漢江口或臨津江口之長口鎮（穴口鎮）。不過，陸路遙遠，難以進行大規模的貿易，唐與新羅的貿易大都是通過海運進行的。海上交通其實遠不止登州一道，日本僧人圓仁的《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指出唐與新羅的海上通道共有五條。該書卷1云：“按舊例，自明州進發之船，吹著新羅境。又從揚子江進發之船，又著新羅”[39]，從這兩個地方出海的船經黑山島可至今韓國全羅南道的靈巖。同書卷1又云：“登州牟平縣唐陽陶村之南邊，去縣百六十里，去州三百里，從此東有新羅國。得好風兩三日得到新羅”[40]，這是最為便捷的道路。此外，該書卷4還提到從楚州山陽縣和海州也可入海達新羅。而由新羅至唐則可從新羅漢江口的長口鎮或南陽灣的唐恩浦起航到山東半島，也可從靈巖附近經黑山島至唐定海縣或明州。

發達的海上交通為兩國的民間貿易提供了便利條件。降至九世紀，由于兩國中央集權的衰落，兩國的官方貿易也逐漸衰落了。從840年到899年六十年間，新羅僅向唐派遣使節六次。于是，原來由政府控制的貿易也逐漸轉到了私人手里。唐朝考慮到中央的財政收入，曾于建中元年（780）下令禁止這類私人貿易[41]，可見民間貿易早已存在并已具相當規模。從代宗到憲宗時代，高句麗人李正己、李師道家族割據淄青鎮，與新羅、渤海大做生意，“貨市渤海名馬，歲歲不絕”[42]。考慮到河朔藩鎮的裕民政策，山東半島與新羅、渤海的民間貿易必然相當發達。至開成間，淄青節度仍兼押兩蕃使，此時唐的中央權力更加削弱，對久有傳統的山東半島與新羅的民間貿易恐也是力不從心，令行而禁不止了。

統一新羅方面，從事海上貿易的商人更多，而且形成了操縱兩國貿易的大商人集團。其中最突出的是張保皋。張保皋，《新唐書·東夷新羅傳》有附傳，《三國史記》亦載其事。保皋本從軍于唐，后歸新羅為清海大使，與其友鄭年平定國內叛亂，立神武王（839）。張保皋不僅官居要職，而且擁有龐大的商業船隊。他的船隊在新羅、唐、日本三國間進行大宗貿易，還從事客商的運載。據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記載，張保皋在山東半島上的文登縣清寧鄉赤山村還擁有寺院和莊田。當時的日本使節、僧侶、留學生、商人往往經過新羅或雇傭新羅商船往來中國。唐朝為了接待眾多的新羅商人和僑民，還在山東、江蘇沿海各州縣設立了勾當新羅押衙所，所內并設有通事，從事翻譯。

3.人員往來

新羅人大量涌入唐境是唐、羅關系密切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唐朝政治、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對新羅有著強大的吸引力。由于唐的對外開放政策及與新羅的友好關系，也由于交通的便利，有唐一代，眾多的新羅學生、僧人、商人、農民、士兵紛紛來唐求學、求法、經商、務農、從軍，其中有不少人定居于唐，終老唐土。他們廣泛地分布在唐境，有人統計，至少在唐的七個道（關內、河南、河北、淮南、劍南、山南、江南）的十九個州、府（歸義、徐、揚、泗、海、登、密、青、淄、萊、兗、金、臺、楚、池、宣州和京兆、成都府）有新羅僑民的活動，主要是在長安和河北道、河南道以及淮南道的沿海地區。尤其山東半島、江淮地區的傍海地帶和運河兩岸是新羅僑民的聚居地[43]。

大量新羅僑民的出現是和唐朝寬容的移民政策分不開的。唐《戶令》規定：“諸沒落外蕃得還及化外人歸朝者，所在州鎮給衣食，具狀送省奏聞。化外人于寬鄉安置。”[44]另外還規定：“外蕃人投化者復十年”[45]，即可免十年租稅和徭役。這樣優厚的條件當然使得新羅僑民們樂不思歸了。

1）赴唐之新羅留學生

在唐求學的外國留學生中新羅學生最多。他們可分為官派和私慕來華的兩類，前者主要就讀于唐兩京國子監所屬各學館，后者也有散在州縣各官學受業的。凡在官學就讀的新羅學生，皆享受公費，由唐政府供給糧料，提供宿舍，免除課役，衣食費用由鴻臚寺供給，買書銀則由新羅政府發給。新羅學生畢業后可參加賓貢科考試，考中的可任唐官。新羅學生入唐求學之風在九世紀達到了高潮。據《唐會要》卷36附學讀書條，開成二年（837），在唐國學中修業的新羅學生有二百一十六名。“開成五年四月，鴻臚寺奏新羅國告哀，質子及年滿合歸國學生等共一百五人并送還。”[46]新羅學生考中進士者，據《東文選》卷84崔瀣《送奉使李仲父還朝序》云：“進士取人本盛于唐。長慶初，有金云卿者始以新羅賓貢，題名杜師禮榜，由此以至天佑終，凡登賓貢科者五十有八人。”

這些賓貢進士的歸國，使得漢文化在新羅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也大大促進了新羅的文化發展。他們中最著名的當推新羅的大文學家崔致遠。崔致遠，號孤云（或海云），新羅京城沙梁部人，新羅景文王五年（857）生，家世無考。自小精敏好學，十二歲渡海入唐自費求學。[47]乾符元年（874）于裴瓚榜下及第，時年十八歲。曾游歷東都洛陽，尋授宣州溧水尉。乾符末，淮南節度使高駢辟置幕府，專掌文翰。廣明元年（880）高駢任諸道行營兵馬都統，鎮壓黃巢起義，以致遠為巡官達四年之久。后奏除殿中侍御史、賜紫金魚袋。中和四年（884）充國信使東歸，侍憲康王、定康王為翰林學士、守兵部侍郎、知瑞書監。崔致遠在唐頗有文名，留下了大量的文學著作，主要有《桂苑筆耕》一部二十卷，該書錄于《新唐書·藝文志》，另外還有駢文《四六集》一卷，其他文集三十卷。

2）赴華之新羅求法僧

統一新羅時期，佛教僧人的大批來華[48]，使得中國的各大佛教宗派紛紛傳入新羅。韓半島的五教九山（五教指律宗、涅 宗、華嚴宗、法性宗、法相宗，九山指禪宗分立于九迦智、寶相、桐里、 堀、鳳林、獅子、圣住、曦陽、須彌山）除了須彌山開創于高麗王朝初年，其余均開創于新羅時期。在統一新羅赴華僧人中，著名的有義湘、慧超、地藏、無相等人。

義湘于龍朔二年（662）入唐求法，師從終南山至相寺之智儼，參詢《華嚴》義要。咸亨二年（671）歸國。義湘與中國華嚴宗三祖賢首是同學，兩人情誼很深。后來賢首的弟子新羅僧勝詮歸國，賢首讓勝詮將《華嚴探玄記》等書稿送給義湘。[49]義湘即據此在新羅弘布華嚴教法，使新羅的華嚴宗也進入了成熟階段。由于義湘的積極弘揚和王室對華嚴宗的支持，義湘門下信徒甚多，一時蔚成一大宗派。新羅的五臺山也從此成為以新羅華嚴宗為核心的佛教圣地，義湘也成為新羅佛教“十圣”之一。

慧超弱冠入唐，約于開元七年（719）前后循海赴印度。問道巡禮十余年后，取道中亞，跨越蔥嶺，從絲綢之路還至長安。他的旅行記《往五天竺國傳》三卷殘本在敦煌被發現，記錄了南亞次大陸、西亞、中亞的五十一個國家和地區，對該地區的歷史地理、當時的中亞國際關系史、民族史、民俗史、宗教史、文化交流史等研究均有重要價值。慧超還唐后，經過幾年休整，于開元二十一年（733）從印度來華密教高僧金剛智研習瑜伽密教，并從事佛經的翻譯，最后卒于中國。

地藏本為新羅王族，于開元年間到中國九華山苦行修道。建中（780—783）初，刺史張嚴奏請朝廷敕賜其寺為“化成寺”，其后新羅僧俗追風渡海投其門下，化成寺一時僧徒濟濟，儼然一大名剎。唐朝大詩人李白漫游九華山時，曾與地藏相善，據說李白的《地藏菩薩贊》就是對他的贊頌。貞元十年（794），地藏坐滅于本寺，年九十九歲。據《全唐文》卷694費冠卿《九華山化成寺記》載，地藏入寂后，頗多靈應瑞兆，與佛經中地藏菩薩之瑞相相似。于是佛教信徒們把他當作地藏菩薩的化身而加以信仰供奉，九華山從此成為盛大的香火地，名列中國佛教四大名山之一。地藏在中國影響極大。杭州靈隱寺大雄寶殿后壁的“善財童子五十三參”立體群雕中，就有地藏的塑像。

無相，俗姓金，新羅國王第三子，開元十六年（728）來長安，為玄宗召見，敕隸禪定寺，后入蜀謁資州德純寺智詵（禪宗五祖弘忍弟子）遺跡，并禮唐和尚處寂（智詵弟子）為師，受處寂法印。章仇兼瓊鎮蜀，請無相開弘禪法，居靜眾寺。安史亂中，玄宗幸蜀，駐蹕成都，迎無相入內殿供養，又命無相規劃大圣慈寺。無相還在蜀興建了菩提寺、寧國寺，在成都化導眾生二十余年，寶應元年（762）坐化。禪宗曹洞宗馬祖道一投百丈懷海前曾師事無相，其后弘法仍保留了部分無相的法統，可見其在禪宗中的地位和影響。

其余如文登赤山村的新羅法華院內的三十五名僧人全是新羅人，他們中除四名禪僧外，其余全是法華僧。該院的念誦、講說的儀式，同時兼有新羅和中國的寺院的特點，“其講經禮懺皆據新羅風俗，但黃昏寅朝二時禮懺且依唐風，自余并依新羅語音。其集會，道俗老少尊卑總是新羅人。”[50]

3）新羅坊及來唐從事其他職業的新羅僑民[51]

除了留學生和僧人，還有大量的新羅人來到中國，從事各種各樣的職業。

八至九世紀，在唐的沿海地區形成了以新羅商人為主的新羅僑民的聚居區——新羅坊。九世紀上半葉來華的日本僧圓仁所撰《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中保留了大量關于新羅坊的資料。據他記述，揚州、楚州、密州、（包括諸城）、海州（宿城村）、泗州（漣水）、登州（牟平、文登赤山）以及青州等地，都有新羅人居住。他們居住的街巷叫新羅坊，安置他們的旅店叫新羅館或新羅院，各地并設有管理新羅坊的勾當新羅所，其職員、譯員均由新羅人充任。

圓仁于開成三年（838）七月二日到達揚州，次年二月二十一日離開揚州，六月七日到登州赤山新羅院，其后往來于楚州與登州之間，到處得到新羅人的幫助，最后于大中元年（847）六月十八日歸國，還是“乘楚州新羅坊王可昌船”[52]，由登州出海的。據圓仁的記述，在華的新羅人務農者有之，煮鹽者有之，經營私驛者有之，擔任水手、導航者有之，造船者亦有之。此外，新羅的商人在山東半島和江淮地區的水線城鎮長途販運，居間貿易，北起登州、萊州、密州、青州、淄州，東到海州漣水，西到徐州，南達楚州、揚州、蘇州、明州，形成了新羅人的商業網絡[53]。

其他史書中也有關于新羅僑民的記載。如《舊唐書·地理志》歸義州條云：“總章中置，處海外新羅，隸幽州都督，舊領縣一，戶一九五，口六二四。歸義，在良鄉縣之古廣陽城，州所治也。”據考古工作者分析，現在的山東、河北等省發現不少唐代開采的煤礦遺址，其開采方法部分采用了新羅的技術。這說明分布在這些地區的包括歸義州在內的新羅僑民中有從事挖煤的工匠。《舊唐書·東夷新羅傳》載“元和十一年（816）新羅饑，其眾一百七十人求食于浙東”，唐政府也予以安置。

總之，八、九世紀的中國大地上，到處可以見到新羅人的身影，他們積極地參與到中國的經濟文化生活中來，為唐、羅兩國關系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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