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戰格局下的朝鮮半島問題

追溯近代東亞歷史的發展，可知朝鮮半島的安全問題，不只涉及中日兩國的競爭與國力消長，也是傳統東亞世界秩序崩潰后如何重建新秩序的縮影。在歐美帝國主義的殖民滲入下，亞洲諸國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無不劇變，以中國為中心的朝貢體系及傳統東亞世界秩序徹底瓦解，只好接受歐美國際法體系的條約觀、主權概念及其民族國家體制。為了擺脫歐美殖民帝國的壓迫，東亞諸國先后有孫文的大亞細亞主義，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毛澤東的社會主義亞洲等嘗試，欲重建亞洲諸國新秩序，最后卻以失敗告終。直到今日，亞洲諸國仍在后冷戰的框架內進行博弈，試著奪回話語權，或利用民族主義削弱歐美國家對本國的政經勢力，卻始終無法擺脫美國的影響，為亞洲諸國的安定和平埋下了隱患。

北朝鮮憑借其地緣政治與核武器的優勢，要求中、美、日三國讓利

二戰后的朝鮮半島同樣無法實現獨立自主的目標。受到美蘇冷戰的影響，朝鮮半島被劃分為南北兩個勢力范圍，各自被美國與蘇聯操控。正是復雜的東亞地緣政治和美蘇冷戰環境，再加上北朝鮮的威脅與國內政局的不穩定，韓國只能利用過去19世紀朝鮮王朝的事大主義與平衡外交的歷史經驗，想辦法在周邊國家及美蘇大國的夾縫里尋求生存之道。為了防御蘇聯與北朝鮮的軍事力量，韓國必須仰賴美國力量，與之締結軍事同盟條約。朝鮮戰爭結束后，韓國設法培植國力，保持彈性的外交空間，盡量在美蘇之間保持中立，避免被卷入美蘇兩國的冷戰沖突，并在美國的壓力下，利用《國際法》，盡可能維護國家利權，保持韓國各方面的獨立性，避免隨時被美國當作棋子犧牲的命運。

由于韓美軍事同盟是建立在朝韓分裂基礎之上，使韓國不得不仰賴美國的保護，而韓國經濟也必須靠美國的扶持，承擔駐韓美軍的龐大支出。即使韓國內部斗爭不斷，但“親美抗朝”的策略是韓國建立以來一直奉行的外交原則，并沒有因為政府領導人的更替或韓國民眾的反美運動而有所改變。蘇聯崩潰后，美蘇兩大陣營的冷戰也隨之結束。北朝鮮因蘇聯解體與中國經濟改革，一下子就失去了共產主義陣營國家的大量援助，但北朝鮮卻憑借其地緣政治與核武器的優勢，要求中、美、日三國讓利。在此過程中，中、美、日三國形成某種默契，合作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從這點來看，朝鮮半島的南北韓政權仍在二元對抗的框架內，仍未走出冷戰格局。正因為北朝鮮擁核的風險，讓韓美軍事同盟不但沒有結束，反而超出了朝鮮半島的攻守范疇，成為美國“亞太再平衡”戰略的重要支柱之一。在美國的保護下，韓國的軍事壓力相對較小，積極產業升級，減少對美國的經濟依賴，變為信息高科技型產業為主的經濟大國，并發揮小國外交的優勢，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的關系，在國際舞臺上發揮積極的作用。尤其在個別議題上，韓國不再受限于“親美抗朝”策略，并盡可能在不沖擊美韓雙邊關系的前提下，與日本、中國、俄羅斯進行對話，低調維護本國利益。

在南北韓互相競爭的情形下，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都不愿意看到南北韓沖突或和平統一，否則美國勢力將退出亞洲，亞洲權力格局也會失去平衡。但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勢必完成產業升級與經濟轉型，對周邊諸國的市場、資源、土地、勞動力也會逐漸增加需求，而“一帶一路”政策就是要重新定位中國未來戰略發展，將中國自身發展與亞洲整體發展相聯系。這樣一來，中國利益之所在，必然與以美國為主的亞洲諸國秩序有所沖突，原本東亞權力格局必須重新調整，所以有東海海洋天然氣資源開發之爭，或中日韓自由貿易區談判僵持不下等問題。除了資源開發與貿易談判等“商戰”之外，美國與東亞諸國軍事協定的合作與對抗問題，更容易觸發中國與周邊諸國的長期矛盾，“薩德危機”即是一例。在此背景下，中國需要積極思考小國外交的特征及其面臨的種種困難，盡量維持均勢局面，消除亞洲諸國的不安，獲得周邊國家的信任。特別是在當前多邊外交新形勢下，中國有必要更多倚重小國的支持，并超越民族主義，尊重亞洲諸國的文化差異，進而建構一個包容多元文化的中華文化共同體。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7年4月刊，作者：尤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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