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鮮自主之夢與中日俄英美的五國競逐

1863年，朝鮮哲宗李昪薨逝，由興宣君第二子李熙入嗣翼宗，是為高宗。興宣君李昰應封為“大院君”，代為理政。為了打破安東金氏的勢道政治，大院君倚重弱勢派系、李氏宗親與武官們，并撤廢全國書院，限制兩班特權，增加財政收入，稍稍緩解了朝鮮軍政之弊。為了加強王權，大院君強力推行“衛正斥邪”政策，大肆搜捕東學黨與天主教信徒，并堅持鎖國，拒絕開港，還成功擊退法國、美國船艦，更在全國各地立下“洋夷侵犯，非戰則和，主和賣國”的斥和碑，以示其鎖國決心。由此可知，大院君的“衛正斥邪”與鎖國政策實為一體兩面，即鞏固朝鮮原有的“事大交鄰體制”，確保朝鮮自主之權力。然而，高宗親政后，不滿大院君專斷獨裁，欲奪回王權，遂反對“衛正斥邪”政策，并重用王妃閔氏一族，暗中削弱大院君的權勢。

當時，日本推行明治維新，內政外交為之一變。日本對馬藩按慣例向朝鮮通告日本王政復古之事，但朝鮮卻因日本書契不符合過去文書定式，竟拒絕受理。日本君臣感覺受辱，憤然商討“征韓論”的可行性。為此，日本派出軍艦探查朝鮮海岸，并炮擊江華島，要求朝鮮簽訂《日朝修好條規》，確定朝鮮為自主之邦，間接否定中朝宗藩關系的正當性，埋下破壞中朝宗藩關系的潛在威脅。除了日本強行締約外，朝鮮北邊還有俄國虎視眈眈，而英國為了對抗俄國，也有北上朝鮮之虞，朝鮮只能依靠清帝國。由于伊犁危機，清帝國注意到俄國的威脅，決定由防日轉為聯日抗俄，所以才有黃遵憲“親中國，結日本，聯美國”的《朝鮮策略》。《朝鮮策略》的基調雖是親中聯日美，卻引發朝鮮儒生們的抗議，而日本對朝鮮的威脅也日益嚴重，逐漸引起中國的戒心。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朝鮮亂兵火燒日本公使館，遂在《濟物浦條約》允許日本在使館駐軍的權力，給了日本干預朝鮮的機會。為了穩定朝鮮政局，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支持閔氏戚族執政，軟禁大院君，并希望朝鮮與美國簽訂商約，借以引入美國勢力，避免日本獨占朝鮮，制衡俄國南下之憂，還可以讓歐美列強互相牽制，達成均勢狀態，中朝宗藩關系也可以相對強化，逐漸擴大中國在朝鮮的影響力。因此，在李鴻章示意下，朝鮮全面開放門戶，未料卻讓朝鮮淪為歐美列強競爭的肥肉。

朝鮮開國后，清政府發現“屬邦自主”的宗藩慣例，無法得到歐美各國的認同，并與《國際法》的“屬國外交限制權”互相矛盾，讓朝鮮外交成為傳統天下秩序與國際法秩序原理并存的“兩截體制”。為了解決“兩截體制”衍生的種種問題，北洋大臣李鴻章欲改變宗藩體制的慣例，將“宗藩關系”實體化，讓日本、歐美各國承認中朝宗藩關系的合理性，達到列強均勢、保護朝鮮的目的。但事與愿違，中國越想加強中朝宗藩關系，反而讓朝鮮越傾向自主，試圖脫離宗藩體制。再加上歐美各國傳入的新式知識，使年輕官員如金玉均、洪英植、樸永孝等人主張聯日排中，掙脫清帝國對朝鮮的控制，于是這些人趁著中法戰爭之際，發起“甲申政變”，殺死事大派重要人物如閔臺鎬等人，另組新政府，并徑自宣布朝鮮獨立，實行君主立憲。在清軍反擊下，“甲申政變”很快被平息，事大派重奪政權，金玉均等人亡命日本。

金玉均等人發動政變的原因，主要受日本駐朝公使竹添進一郎的煽動，使朝鮮國內反日情緒大漲，中日關系極為緊張，日本不得不采取“軍事退卻、外交進攻”的政策。為了穩定朝鮮政局，李鴻章同意釋回大院君李昰應，牽制閔氏戚族，提升事大黨的力量。以朝鮮王妃閔妃為首的閔氏戚族擔心大院君報復，又擔心中日沖突將危害朝鮮利益，所以接受朝鮮總海關稅務司兼外交顧問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llendorff）“聯俄拒清”的建議，遣人與俄國秘密談判陸路通商問題，初步確定了《第一次朝俄密約》的基本內容。清政府很快得到朝鮮準備聯俄的風聲，問責朝鮮政府。為了掩人耳目，穆麟德代為穿針引線，與俄國駐日公使戴維道夫（Davidov）于1885年2月14日在東京秘密簽訂《第一次朝俄密約》。朝鮮求俄國保護、簽訂密約的消息很快引起列強的警覺。

由于《第一次朝俄密約》的刺激，李鴻章決定加強控制朝鮮內政外交，避免朝鮮投向俄國懷抱。日本、英國亦深感不安。日本擔心俄國趁機侵奪朝鮮，屆時日本將喪失控制東北亞的門戶之鑰；英國則擔心俄國遠東艦隊悄然南下印度洋，使英國在阿富汗的軍隊陷入被俄軍南北夾殺的窘境，于是派船艦強行占領朝鮮的巨文島（Port Hamilton），防止俄國遠東艦隊南下支援，是為“巨文島事件”。日本對英俄兩國在東北亞的沖突相當焦慮，擔心俄國乘勢奪取朝鮮，但“甲申政變”讓日本在朝鮮的勢力大減，遂以默認中朝宗藩關系為前提，鼓動北洋大臣李鴻章控制朝鮮的內政外交。由此可知，“巨文島事件”是圍繞朝鮮各種矛盾更加激化的標志，象征朝鮮已成為東亞國際政治斗爭的漩渦。為了阻止朝鮮與俄國私下聯系，李鴻章幾乎全盤接受日本外務卿井上馨的建議，如斥退穆麟德、重用金弘集與金允植，并任命袁世凱擔任駐扎朝鮮總理交涉通商事宜大臣，加強控制朝鮮內政外交，將松散的宗藩關系轉成《國際法》承認的宗屬關系。

李鴻章的朝鮮政策雖能切中時弊，卻未顧及朝鮮本身的情況，不但輕忽了閔氏戚族的能量，也忽略了朝鮮長期黨派傾軋的問題，更因其主張聯英拒俄，未能積極交涉“巨文島事件”，使朝鮮懷疑清政府欲以朝鮮為籌碼，以饗列強。尤其是釋回大院君之事，等于激化朝鮮內部斗爭，使朝鮮君臣不信任清政府，對中朝宗藩關系實害多利少。最后，在中國長達兩年的交涉下，英國同意退出巨文島，俄國也承諾“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占領朝鮮領土”，并承認中朝宗藩關系，以實現俄國在朝鮮的最大利益。由此可知，“甲申政變”突顯中日兩國在朝鮮半島的競爭，讓朝鮮心生警惕，欲聯俄制華，避免卷入中日兩國的紛爭，而“巨文島事件”即代表英國對俄國插手朝鮮的抗議，暴露了清政府的實力不足，使朝鮮頓生輕視之心，甚至認為朝鮮與其指望清政府保護，還不如依靠美國更為妥當。

中朝宗藩關系的存在，雖能緩解列強對朝鮮的進逼，但清政府卻發現朝鮮竟暗中接觸俄美等國，使清政府勢必進一步干涉朝鮮內政外交，也反映出中朝宗藩關系必須走向實體化的趨勢，否則將重蹈丟失琉球與越南的覆轍。然而，李鴻章的策略卻弄巧成拙，反而讓閔氏戚族投靠俄國，再加上商務委員袁世凱對朝鮮政府的高壓政策，動輒威嚇脅迫，朝鮮君臣不堪受辱，試圖“引俄斥華”，遂有《第二次朝俄密約》之事。清政府對朝俄聯盟之事極為重視，不惜整軍備俄，也要保全朝鮮，商務委員袁世凱更大膽建議罷黜高宗，另立新王，但因李鴻章擔心引發日本與俄國的聯手反擊，破壞朝鮮均勢局面，此議遂息，而朝俄聯盟與《第二次朝俄密約》也在朝俄兩國雙雙否認下，不了了之。不過，李鴻章重新調整策略，不再干涉朝鮮宮廷紛爭，加強控制朝鮮經濟，并延續“以夷制夷”的方針，采取聯俄制日、聯英制俄的政策，盡量排除俄國、日本在朝鮮的勢力，可見在日、俄、英三國互相掣肘的情況下，清政府才能勉強維持其宗主權。

經過一連串的風波后，朝鮮君臣不得不重新審視中朝宗藩關系，似乎放棄自主的意圖，約束親美、俄、日的改革派官員，但這些親中的作為只是為了麻痹袁世凱，使其放松戒備。袁世凱不疑有他，以為朝鮮君臣已心服口服，不再存有異志。殊不知，朝鮮君臣的謙恭態度，不過是假象而已。事實上，袁世凱的高壓手段，讓朝鮮反華意識日趨強烈，逐漸形成中朝對立的局面，并遣使赴華，指控袁世凱在朝鮮的種種劣行，試圖讓清政府調走袁世凱。但在李鴻章的支持下，袁世凱仍繼續留任商務委員，讓朝鮮君臣倍感壓力。朝鮮自知力量不足，卻有計劃地破壞事大禮儀，如樸定陽違制問題，趙大妃喪禮問題等，皆利用《國際法》挑戰中朝宗藩關系的合法性，模糊了中朝兩國的君臣名分，削弱清政府在朝鮮的影響力，加速了中朝宗藩關系的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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