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的懷柔政策，就是一種溫和的對外政策，在這樣的政策指導下，當中國處于實力優勢地位時，在對外使用武力方面仍持較為高度的慎重態度，總體上執行一種以防御為主的和平的對外政策。對周邊執行“厚往薄來”的懷柔政策，適度向周邊國家進行利益傾斜，以安撫周邊國家、保持邊境地區的穩定。其中比較突出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明確列出十五不征之國，告誡他的子孫后代，只要這些國家不來打我們，我們就不要去打他們。這樣一種對外政策，不以中國榨取其他國家的利益為特征，有助于古代東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種大國對自身行為進行高度克制的外交政策，其效果并不是特別理想。隨著時間的延長，大國的懷柔政策有一個效果越變越差的過程。造成效果逐漸變差的原因，不在于大國的和平意愿不夠清晰，不夠堅定，也不是因為周邊國家對大國的和平意愿出現了錯誤認知，不相信大國的和平意愿。導致懷柔政策效果變差的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是長期對和平意愿的廣泛深入有效的宣示，帶來的后果是大國戰略威懾力的逐漸降低；二是當周邊國家認識到“大國的和平意愿是真實的”之后，他們認為大國有很強的不愿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傾向，這時，可能會產生一種通過機會主義行為獲取利益的動機。其在行為上的表現，是對大國的騷擾或利益上的蠶食變得更加頻繁。如果大國對這些侵擾和蠶食其利益的行為不做出明確的回應，如果這些侵擾和蠶食行為沒有受到應有的懲罰，這種行為就可能逐步升級、加劇，甚至達到明目張膽的程度。

另一方面，如果一個大國簡單地放棄溫和的外交政策，轉而從總體上執行一種較為強硬的對外政策，也會帶來另一方面的弊端。強硬政策的主要弊端在于，會使安全領域的競爭激化，從而導致一些并不希望發生的沖突，或使某些不重要的沖突升級，導致難以預料的后果。對外無差別地執行強硬政策，會把一些國家不必要地推向自身的對立面，在自身力量不足的時候形成自我包圍的后果，從而導致戰略上的孤立。這樣的局面，對于崛起國來說更加需要加以避免。

從根本上說，這涉及的是外交中軟硬兩手如何合理配置的問題。從政策層面來說，不僅過度強硬和過度溫和都不可取，而且，政策僅僅是長期無彈性地偏于強硬或偏于溫和都會產生一定問題。長期沒有彈性地執行強硬政策或者溫和政策可能都不可取。在這個方面，連續執行強硬政策會產生什么樣的長期后果，以及連續執行溫和政策會產生什么樣的長期后果，是值得思考的問題。從長期來說，我們的外交政策應該是剛柔相濟，不同的手段相互比較有效地配套。從總體上說，堅定的政策更適于維護自身已有的利益，溫和的政策更適于拓展與其他國家的合作利益。關于國際社會對中國外交政策何時更“堅定”，何時更溫和，需要通過連續一致的政策，讓外界形成較為清晰的預期，從而在長期內對其他國家的對華政策產生引導作用。信號上的不清晰會鼓勵機會主義行為，可能導致我們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此外，在中國外交中，需要關注外交戰略轉換的方式與時機。外交本質上是不同國家之間的博弈，在國家相互博弈的過程中，每一策略的有效性是相對于其他國家采取的策略而言的。策略的演化是一個動態過程，每個國家會根據對方采取的策略，進一步對自身的策略進行調整和優化，因此沒有抽象意義上的最優戰略。在一個階段成功的策略，不一定在其他階段能獲得成功；對這個國家有效的策略，在處理與另一國家關系時可能是無效的策略。在與其他國家打交道的過程中，需要對其性質和行為方式進行判斷，進而采取不同的方式加以應對。

比如，我們在一定時期內與一些國家交往過程，執行的“合作共贏”外交政策，要獲得最大的效果依賴于一個前提：對方也想共贏，而不是對方想“贏者通吃”，不是試圖機會主義地利用我方合作的意圖來獲取最大的利益。如果對方的思路是“贏者通吃”，或者是試圖通過削弱對手來提高自身的相對地位，或者只是一種無原則的機會主義，在這樣的情況下，為了顯示自身的善意而特意采取的許多單方面合作性質的舉動，其價值和效果就值得懷疑。

從這樣一種國家動態博弈的視角出發，對于“戰略機遇期”的存在性和性質也要進行新的思考和界定。“戰略機遇期”的提法本身意味著機會是短暫的，因此需要加以充分地珍惜和利用。另外，機遇期不能通過假定而存在，它的存在需是一種現實的客觀存在。即使同樣是在“機遇期”，在其早期、中期和末期它的性質也會發生變化，從而需要以不同的方式來運用。如果運用不當，“機遇期”產生的結果可能并不是對我們有利。由于國際體系的復雜動態性質，對于機遇期我們不宜有僵化的認識，機遇期本身可長可短，經常處于變化之中。而且機遇不是只有一次。過了這一機遇期，以后也可能會出現新的機遇期。

從根本上說，我們外交戰略選擇的持續性，內在地要求其內涵具有一定的豐富性，需要有一套有效的組合性質的應對方式，對不同國家的不同反應具有適應性。對于國際體系中各類行為體行為方式需要有大體符合實際的判斷和預期。不能不適當地假設他國有太高的善意，不能忽視他國的機會主義，同時對這些機會主義的做法需要有效的應對策略。在此基礎上，努力把握住國際交往中根本性的環節和因素，把它與中國的文化傳統和外交經驗相結合，在此基礎上，形成關于中國在國際社會中較為準確和切合實際的長期定位，并通過資源和手段的配合以及持久不懈的努力，逐漸實現這樣一個定位，在各國博弈的復雜動態過程中，逐步實現中國人民對中國外交的總體追求和期許，這也許是中國外交較為根本的“哲學”。

文/周方銀 《文化縱橫》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中國外交的“軟”與“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