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無論如何，這些看似羽翼漸豐的地區大國卻沒有一個具備摘取世界領導力（有時甚至是地區領導力）“皇冠”的野心與實力。俄羅斯總體而言尚是一個沒落的大國；該國僅能利用西方盟國之間的“裂痕”以及本國的非對稱網絡能力、準軍事能力，給西方政治體系制造有限的混亂，同時阻止前蘇聯國家與北約國家發展經濟或安全協作關系。中國，與歷史上所有的新崛起大國一樣，正在挑戰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在南中國海、東中國海地區進行一些試圖挑戰當前國際秩序的修正式行動。不過，與俄羅斯不同的是，中國在當前國際經濟秩序中擁有重大利益，不可能與美國發生直接沖撞。伊朗是一個有野心的地區大國，可能會致使那些什葉派民眾不滿的波斯灣國家發生動蕩。伊朗逐漸成熟的核力量也會對以色列與其它波斯灣國家構成威脅。最后，盡管朝鮮對美國的盟友韓國構成嚴重威脅，但其關注重點主要在維護“金家王朝”政權的存在，更無力決定東北亞的未來局勢。
無論如何，由于亞洲、歐洲、波斯灣的地區大國不斷增長的國防開支、非對稱能力，美國全球領導力面臨的不確定性在同步增加。在以上提到的任何地區，美國盟友都無法充分應對潛在大國的脅迫性行動；同時，我們的地區盟友也認為，美國在對本國周邊威脅的威懾能力是不足的。然而，有必要看到的是，各地區大國相互之間的合作是膚淺的，他們均感到來自對方的威脅——例如，伊朗支持伊斯蘭革命，會使中國、俄羅斯境內的伊斯蘭少數民族變得不再安分；中國的發展會對俄羅斯遠東地區帶來憂慮；俄羅斯與美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的展開的斗爭，會使中國陷入不必要的沖突；僅有伊朗從朝鮮核試驗中看到利益，而中、俄等國對此十分厭惡。可見，此類深深的矛盾在領導世界的民主國家中并不多見。問題是，華盛頓、倫敦或柏林都不存在以前那種緊密的地緣政治概念——“西方國家”（TheWest）。換言之，民主國家應對地區潛在敵國的合力始終小于各部分之和。例如，面對中國在東亞地區的脅迫性行動，歐洲國家顯得漠不關心，對美國在太平洋地區的盟友支持不力；同時，日本在遠東地區親俄排中的野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美國跨大西洋聯盟戰略。
該問題的維度之一在于，西方民主規范與法制在所有地區擴展都充滿越來越復雜的對抗。在冷戰結束之前或之后的幾年內，在東亞與東歐地區都涌現出諸多民主政府，如韓國、印度尼西亞、波蘭、烏克蘭等。日前，在亞洲范圍展開的民意測試顯示，與主張集權式發展的“北京共識”（Beijingconsensus）相比，大多數人更喜歡民主規范與法治。而事實上，俄羅斯、中國、土耳其、匈牙利、柬埔寨、泰國、菲律賓以及其它數十個國家都在回歸集權統治。由于害怕西方發起的“顏色革命”，俄羅斯與中國早在十年前上海合作組織成立之初，便開始討論與實踐如何監控社會輿情，并使政治異己、出版商閉嘴或歸順。“自由之家”（FreedomHouse）報道稱，僅12年來，媒體自由達到最低水平。與此同時，自2009年以來，美國和歐洲在資助外國民主與社會治理方面的開支呈逐年減少趨勢；同一時期的公眾調查也顯示，美國并未將民主看作對外政策優先事項而予以高度重視。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2014年度面向精英集團的意見調查中發現，不只是中國的專家，就連美國的專家也懷疑亞洲地區國家的民主與人權狀況。這些趨勢不僅反映了美國對國內民主進程的沮喪以及中東戰爭帶來的影響，而且折射出美國與歐洲有關國家領導對民主范式強調的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其后的歐盟（EU）、G-5、G-7均支持開放的社會與經濟。隨著金磚國家的崛起、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出現，特別是G-20的出現，已有制度構架也必須進一步擴展，并實現其自身的“民主化”進程。G-20在全球經濟危機期間凝聚各國共識、反對貿易保護主義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事實證明，該組織過于龐大，成員之間意識形態分歧嚴重，不利于像G-7那樣達成積極的具有前攝性的經濟議程。在歐洲，歐盟曾致力于打造一個自由的、一體化的歐洲，但英國脫歐（BREXIT）的事實卻表明“歐盟試驗”的基礎是那樣脆弱——即使在歐洲大陸（相比于英倫三島），民意測驗也顯示，一些國家的民眾愿意通過英國式全民公投的形式，脫離歐盟。在亞洲，戰后也涌現出各種國際組織；然而，由于多個傳統地緣政治大國的回歸以及這些國家在政治上分歧嚴重，導致這些國際組織的功能大大折扣。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在2009年調查中發現，亞洲許多精英人物對地區多邊會議（如ARF會議、APEC會議、EAS會議等）在解決實際危機中的作用信心不足；同樣，在2014年的調查中也發現，人們對地區多邊主義的增長充滿悲觀情緒。2016年7月，當中國能夠買通柬埔寨、希臘、匈牙利與斯洛文尼亞，并阻止歐洲與亞洲在支持聯合國仲裁法庭依據《國際海洋法公約》（UNCLOS）裁定的有利于菲律賓的南海仲裁案時，人們才突然發現歐盟與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暴露出來的“阿喀琉斯之踵”。也就是說，在一定手段的驅使下，某些地區組織阻止其它地區大國咄咄逼人的行為會大幅縮水。與此同時，某些新的國際機構的出現似乎也對業已存在的多邊組織構成一定挑戰。中國于2014年成立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銀行（AIIB）就是這樣的例子。
然而，某些地區大國對現有國際或地區組織的挑戰不應被高估。盡管中、俄等大國可以通過拉攏某一國家的手段弱化歐盟或東南亞國家聯盟（簡稱“東盟”）的地緣政治行動，但不要忘記，這些組織的地緣政治行動更依賴于北約或美國在亞洲的聯盟體系。另外，歐盟和東盟都在繼續確定加入歐洲與亞洲地區組織的條款，而這是某些地區大國所無法做到的。在歐洲，歐盟是無可替代的地區組織；而在亞洲，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譯注：由東盟十國發起，邀請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印度共同參加，即所謂的“10+6”，旨在通過削減關稅及非關稅壁壘，建立16國統一市場的自由貿易協定。若RCEP談成，將涵蓋約35億人口，GPD總和將達23萬億美元，占全球經濟總量1/3，同時所涵蓋區域也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自貿區。）盡管不包括美國，但卻包括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等美國的親密盟友，同時該組織的發展進程在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發展之后。而事實上，無論是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RCEP），還是“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都被美國和中國認為是2007年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簡稱“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所主導的一體化努力的一部分。同理，盡管中國主導的亞洲基礎設施建設銀行（AIIB）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有所不同，但其仍然需要與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保持密切協作。
轉載請注明：北緯40° » 美國主導全球秩序的基礎正在瓦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