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等于只生一個好？基本國策出臺前的五次論爭
1978年，計劃生育政策正式寫入憲法，“國家推行計劃生育，使人口的增長同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計劃相適應”。
在此之前，七十年代流行的計生口號是“一個太少，兩個正好，三個多了”。短短幾年后的1980年，“只生一個好”的標語已寫滿中國的大街小巷。“提倡一對夫婦生育一個孩子”，這一當代中國人口政策的基調，正是在1980年中央召開五次人口座談會后確定下來的。
《光明日報》為馬寅初平反
1978年8月5日，《光明日報》發(fā)表我的文章《為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論翻案》。這篇翻案文章對我來講，是二十年磨一劍。自從五十年代末馬寅初被批判罷官，此后十多年無人敢觸及人口學研究。不為馬寅初的“新人口論”翻案，人們的思想禁錮就不能打破，從事人口研究就心存疑慮，害怕有一天會成為馬寅初第二，人口理論撥亂就是一句空話。曾有學術界的同事發(fā)文猜測：田雪原為馬寅初辯護，大概是當時中央將這一任務分配到社科院經(jīng)濟所。當時我還在工作，所以恰好條件合適，此事便落到了我頭上。可惜他沒有猜對。我寫這篇文章，不是“奉命之作”，而是“蓄謀已久”。
1959年我初入北大，一踏進校門便趕上第二次批判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這讓我陷入了迷茫。我利用課余時間找來老校長的《我的經(jīng)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等幾篇文章讀起來，批判他的文章也讀。讀完感到，馬老講得頗有道理，而那些批判文章卻大都千篇一律，空喊政治口號。再看看馬老年近八十仍誓死為真理而戰(zhàn)，我更是為這種徹底的唯物主義精神所打動，于是便有意搜集一些相關資料，并且一直保存下來。畢業(yè)后，我參加了兩年“四清”，然后“文革”開始，下放勞動。為馬老翻案的愿望，就此醞釀了將近二十年。
1976年粉碎“四人幫”后，我就開始動筆撰寫翻案文章，但當時的形勢是“兩個凡是”當?shù)溃恼聼o處發(fā)表。1978年，我覺得時機合適了，幾易其稿后，送到了《光明日報》。之所以要送到《光明日報》，首先因為它是教育科學領域的宣傳主陣地，文章類型風格比較適合；更重要的一點是，當年《光明日報》是批判馬寅初“新人口論”的急先鋒，理應對過去的批判有一個交待。
報社收到稿子后很重視，告訴我準備作為“重頭文章”刊用。期間《光明日報》先后發(fā)了兩篇為馬寅初“鳴不平”的短文，報社領導說這是“下毛毛雨”，我的文章準備作為報社“文革”期間錯誤的總清算來發(fā)表。實際上這篇文章并不算“為馬寅初平反的第一篇文章”，但因為文章較長，闡發(fā)比較全面，影響大，而被大家記住。
人口預測為決策提供參考
1978年底，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我參與的人口預測工作也在第二年緊鑼密鼓地展開。中國將來理想的人口數(shù)量是多少？能否達到？怎樣達到？制定未來的人口政策，首先就要求對未來的人口變動做出預測。
其實現(xiàn)在說起人口預測很簡單，但在人口研究剛剛恢復不久的七十年代末，能夠做出人口預測的單位卻是鳳毛麟角。當時聽說有的人做人口預測，還使用“年齡移算法”——將每年出生的人口加上每年扣除自然死亡人口后的存活人口，如此一年年移算下去。當時計算機遠沒今天這么普及，在使用手搖計算器的時代，可想其工作量之大。
1979年，一次在成都召開的人口討論會上，我遇到七機部（航天部前身）二院的李廣元，他告訴我，七機部正在做人口預測的工作。搞航天的做人口預測，這并不奇怪。因為他們主要是計算導彈飛行彈道的，導彈飛行中形成的拋物線，與生育分布曲線相似。李廣元說看過我在《光明日報》上發(fā)表的文章，非常贊同我的觀點，希望與我合作一起來做人口預測的研究。
從成都回來后，我和七機部二院副院長宋健相約面談了一次，一些想法和觀點一致，接下來就開始了合作研究。由于我們各自有自己的本職工作，研究只能在業(yè)余時間進行。宋健提出，我們缺少來自實際的真實人口數(shù)據(jù)。今天中國的人口數(shù)據(jù)是公開的，但當時卻是秘密。為了取得真實可靠的出生率材料，我們當時跑到公安部、民政部、國家統(tǒng)計局、國務院計劃生育領導小組辦公室等單位“游說”，費了不少周折。最后終于拿到了被認為可以代表城鎮(zhèn)和農村的一個市和一個縣的材料，我們簡直如獲至寶。1979年的第四季度，差不多每個星期天，我們都要在一起討論。討論結果由我撰寫成文，經(jīng)宋健審定后，作為研究的最終成果。
這一成果后來呈給錢學森和許滌新，由他們推薦給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計劃生育領導小組組長的陳慕華，再轉報中央政治局。1980年2月，新華社報道了我們合作研究的人口預測成果。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健、田雪原、于景元、李廣元合著的《人口預測和人口控制》。如今三十多年過去，當初人口預測揭示的我國人口變動的基本趨勢，經(jīng)過實踐驗證，是可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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