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檔案文件判斷，蘇聯部長會議科學技術委員會科技合作管理局是在1960年6月初得知將要做出全面撤退專家的決定的，因為從這時起，科技合作事務局局長А.Г.波洛任科夫對待中國駐蘇聯大使館提出的聘請專家的申請，一概采取了回避態度。對中國方面所提出的一切請求，波洛任科夫都是這樣答復的：“由于是休假期間，所以，看來，要實現這個請求是不可能的”。1960年6月30日，一機部向國務院報告，蘇駐華代表留比莫夫通知，不同意延聘今年4月經國務院批準的正在船舶局工作的15名專家。同時，航空工業局副局長段子俊也報告，蘇方通知，今后航空專家一律不再延聘。對此，航空工業局擬采取如下措施：一、按專家協議，凡需要聘請和延聘者仍然聘請和延聘；二、虛心學習，盡快掌握技術；三、在軍事工業的生產建設和發展尖端技術方面，要做好蘇方不再延聘或延期派遣以致全部調走的準備。

在這方面，主管國防科技的副總理聶榮臻有更為深切的體會，也提出了應變的措施。7月3日聶榮臻向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報告：“在中蘇關系的新形勢下，有關科學技術上的若干問題，應有新的方針和作法。一年多以來，蘇聯對我國的科學技術援助與合作，處處卡緊，特別是在國防科學技術上已經封門。國民經濟中的新技術，也已盡量控制。雖然有很多是兩國簽訂了協議的，蘇方卻采取一拖、二推、三不理的手法，就是不給。沒有訂好協議，或我們新提要求的，就更不用問了。很明顯，在中蘇政治思想的分歧沒有取得一致以前，休想在這方面取得援助。”至于在華工作的蘇聯專家，“有些人態度是好的，有些差一些，個別的很壞”。聶榮臻提出，“要貫徹中央所指示的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多做工作的方針，既然請來了，就要充分利用他的長處，盡可能取得一點東西，并在政治上幫助、團結他們。已經滿期的專家，好的很難延聘，一般的也不必留。新聘專家，在重要技術方面蘇方不肯派來，或者派來的也只作為觀察員，加以又有種種限制，很難對我有什么幫助，反而諸多不便，因此也應盡量少提、不提。”報告提出了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立足國內的方針，“對蘇聯，能學的東西還是盡量地學。但是，蘇聯這條路在今后一個時期內是越來越狹了。因此，要大力開辟對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技術情報工作。”對此，周恩來7月11日批示：“專家問題：一、滿期的一般不留，熱誠歡送；十分必要而專家本人又好，可提出延聘，如不同意，即不再留。二、未滿期的我們一律不退，幫助他們好好工作，他要撤走，留一次，不成，即不再留；如不征求同意即撤走，應表示遺憾。三、新聘的，要少提或不提，十分必要的提出后不同意，即不再提”。

由此可以斷言，赫魯曉夫希望通過全面撤退專家來壓服或懲罰中共的想法是在1960年6月產生的，而中國方面也是有心理準備的，只是沒想到赫魯曉夫真會把事情做得如此絕情和不顧信義。

通過不斷往來的政府照會，中蘇雙方一面互相指責，推卸責任，一面強調各自的維護兩國團結的立場。不過，在這個過程中，撤退專家的進程卻絲毫沒有停頓。

蘇聯專家撤退前都集中在北京待命，外國專家局便每天在友誼賓館安排演出歌舞、戲劇，還為他們準備回國時送給親友的禮品。蘇聯專家特別喜歡中國的清涼油和雞毛撣，因需要量大，北京地區脫銷，周恩來親自命令到外地組織貨源。周恩來的確與蘇聯專家有著深厚的感情，因為在外地，他沒有趕上陳毅外長為專家舉行的歡送宴會，回到北京后，堅持要以他個人的名義再舉行一次宴會，并要求在24小時內做好一切準備。8月16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為即將回國的蘇聯專家舉行了告別宴會，并巡回各桌，向每一位專家祝了酒，對他們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表示誠摯的感謝。他回顧了中蘇兩黨、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動情地說：“我們分開了，但相信兩國、兩國人民的友誼是永恒的。”在座的蘇聯專家深受感動，有些人還流下了眼淚。

不過，蘇聯軍事專家要在公開場合拘謹得多。7月31日出席建軍節招待會的蘇聯軍事專家表現與平常完全不同，“拘謹、冷淡、沉默”，盡量避免談話，很少喝酒，也不主動敬酒。8月1日晚，中方在軍事博物館舉行聯歡晚會，邀請蘇聯軍事專家參加，但到會的只有20余人，其中將軍只有一人，情況并不熱烈。8月3日國務院再次組織友誼聯歡晚會，軍事專家及其夫人、小孩都全部出席，情緒稍好。但軍事專家組組長П.巴托夫卻很少笑容，既不多說話，也不主動敬酒，宴會后不打招呼就走了。

說到人民之間的感情，周恩來所談絕非妄言，那確實是真摯的，動人的。盡管在政治運動中的確存在一些對蘇聯專家不尊重、不友好的表現，但從總體上看，中國的廣大干部和群眾對蘇聯專家的感情是深厚的，態度是誠懇的，評價也是公正的。接受筆者采訪的所有當事人，幾乎都不約而同地談到了這一點。很多老干部和老工人回想中蘇合作時的情景，都認為“那時中蘇團結一心，生產蒸蒸日上，真是一個輝煌的時期啊”，他們表示特別懷念那段日子。而接受凱佩爾教授采訪的大多數蘇聯專家也同樣認為“在實際工作中兩國關系是真誠的”，他們“對中國人的工作感到滿意”，也欣賞中華民族的質樸風格。蘇聯專家撤離時的動人場面可以說明這一點。

大連造船廠的專家撤退前，沒有按照蘇聯政府要求的將全部圖紙和資料帶走，而是把正在生產制造的導彈潛艇、反潛護衛艇的所有圖紙和資料都交給中國技術人員，讓他們盡量抄寫和記錄，說能留多少就留多少，能記多少就記多少，他們不想就這樣把圖紙、資料帶走。在二○二廠負責培訓中方核部件研制人員的有30多位蘇聯專家，他們聽到撤離的消息后，很多人向中國技術人員表示，中國需要了解的東西，他們知道什么就告訴什么，能留下多少，就留下多少，絕不保留，他們把這種作法叫“擠牛奶”。在海軍工作的許多專家臨走前表示了依依惜別之情，一位曾得過列寧獎章的蘇聯戰斗英雄還流下了眼淚，甚至有人到了火車站還把一個小紙團塞給送行的中國人員——那是中方曾向他索要的技術資料。

這種情況之普遍，以致國務院專門為此發出通知，對于主動提供技術資料，甚至親自動手幫助抄錄資料的蘇聯專家，“必須盡一切可能，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加以保護，以免造成對他們返國后的不利情況”。《通知》要求：一、各單位不要向專家索取原來屬于專家所有的技術資料、工作筆記和教材等，除非專家主動借給或送給。二、對于向專家借來的資料進行抄錄或拍照時，應嚴格保密，注意務使資料保持原狀，必須選擇政治上絕對可靠的人員去做，并禁止在專家招待所內進行。三、所借資料一定要將原件按時歸還，不可拖延時日，以便保護專家。四、切忌對個別專家表示出過分的熱情，凡需要避嫌的地方，都不要勉強行事，以免引起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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