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政府在撤退專家的照會中還提出了一個理由，即中國官員在蘇聯專家中散發反對蘇共的宣傳材料，似乎正在把他們作為反蘇的工具使用。后來蘇共中央書記蘇斯洛夫在一次報告中也強調說，“自1960年春天起，中國當局開始‘勸誘’蘇聯專家，鼓動他們反對蘇共中央和蘇聯政府”。這種情況的出現是有一個發展和變化的過程的。
前文提到，中國政府經常要求各部門和單位向專家介紹中國國情。開始只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專家作用，到“大躍進”運動興起時，便增加了向蘇聯專家灌輸中國有關經濟建設看法和觀點的意圖。但至少到1959年下半年，中國官方在這方面還是十分謹慎的，盡量避免向蘇聯專家透露中蘇分歧的情況，特別不允許與之發生爭論。如1959年9月15日外專局向國務院報告，今年以來為北京地區蘇聯專家組織的15次報告會，效果良好，蘇聯方面的專家組織也希望加強這項工作。外專局借此提出了改進意見，一是強調在介紹情況時應當根據總路線對專家進行“務虛”，即重點報告大躍進、文化革命、人民公社等方面的情況；二是降低了報告內容的等級，過去可以向專家傳達廳局級甚至部級的文件，現在限制為“向我們自己一般干部傳達的報告內容”，并特別強調不能涉及對蘇聯的批評；三是強調對給專家的報告稿事先需加以審查。這些要求的目的，一方面是為了取得專家對中國形勢的理解，一方面也是避免將中共中央對中蘇分歧的看法擴散到專家當中去。
到1960年初，情況的確有所變化。自1959年10月的爭吵以后，中蘇之間在具體方針和政策上的分歧需要從意識形態的角度給以解釋，中蘇雙方都開始強調各自方針、政策在理論上的正確性。大約從那時起，在蘇聯出版的《蘇中友好》雜志上開始轉載《真理報》、《消息報》和蘇聯其他報紙上的一些社論和文章，而其中闡述的觀點明顯地是與中共立場相矛盾的。中國也采取了針鋒相對的措施。
蘇聯照會及蘇斯洛夫報告所講，主要是指《列寧主義萬歲》一文發表后向專家發送相關材料的情況。筆者看到《內部參考》報道了北京一些單位蘇聯專家對《列寧主義萬歲》一文的反應的情況，如中蘇友誼醫院同位素專家聶仁列斯卡婭和舞蹈學校專家助手魯勉采娃，曾與翻譯人員談起她對《列寧主義萬歲》中一些觀點的不同看法，認為“和平共處列寧也提過，今天就有可能，但要進行思想斗爭”，“現在可以用和平的方式進行革命”，“革命可以通過議會，只要人民信任共產黨，在議會中就可以得勝”等等。從報道的內容看，向專家發送材料的情況應是屬實的，而且中共的宣傳的確對專家發生了影響。正在中國培訓導彈部隊的蘇聯專家薩韋利耶夫上校回憶說：“蘇聯與中國黨和國家領導人之間的最初的分歧，我們是在紀念列寧誕辰的集會上感覺到的。報告人所講的令人難以置信——一切與我黨的方針都是背道而馳的。當時還以為是翻譯曲解了。大使契爾沃年科安慰大家：目前出現了一些困難，但一切都會順利解決的”。“曾經建議我們與中國軍人保持密切的關系，而現在這種關系已經變得越來越緊張了。” 不過，從目前掌握的材料看，并無強迫蘇聯專家接受中國觀點的情況，至少中方有關部門在發放材料沒有做出這種要求。因此，鼓動專家反對蘇聯黨和政府的情況應該是莫斯科的臆想。
還有一個問題需要說明，即所謂蘇聯專家在中國“受到監視”和跟蹤的情況。蘇聯政府在照會中指出，這說明前來幫助中國建設的專家在中國卻得不到“最起碼的理解”，從而嚴重傷害了他們的感情。接受凱佩爾教授采訪的許多蘇聯專家也有這樣的說法：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專家都不許單獨行動，跟蹤他們是強制性的，即使上廁所也有人跟在旁邊，國家安全部門的工作人員甚至搜查他們的住所。有的專家感覺到，“我們在中國就像關進了一所被高墻環繞的監獄”。這的確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試想，援助者在受援國根本得不到信任和尊重，他在那里還有什么停留的必要？所以，筆者專門就這一問題進行了調查研究。結論是，無論蘇聯政府或專家本人是在何種情況下這樣說的，以及他們這樣說是出于何種動機，這種描述都是不符合事實的。就目前了解的情況看，到50年代末中蘇上層關系緊張以后，中國黨和政府的領導機構曾要求在蘇聯專家身邊工作的人員提供專家情況，如在洛陽蘇聯援建的各企業，翻譯人員每隔兩個星期必須匯報一次專家的情況。盡管這種情況使得那些翻譯們感覺到似乎中蘇之間出現了什么問題，但與前述“監視”和“跟蹤”畢竟還是兩碼事。
筆者在采訪中方負責接待蘇聯專家或與專家共同工作的人員時，對所有人都問了這個同樣的問題，而得到的答案全部是否定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在國家安全部門工作的老干部肯定地答復，安全部門從來沒有對任何一名蘇聯專家使用過“手段”，因為這是不允許的，根本也不存在這樣一種政策。對蘇聯人采取反間諜手段是70年代的事情，而那時蘇聯專家離開中國已經很久了。在華蘇聯專家總顧問阿爾希波夫等人的說法也可以證明這一點。中蘇關系惡化以后，赫魯曉夫曾找了解中國情況的人寫反華文章，但阿爾希波夫等人拒絕這樣做，并堅決不同意中國人對蘇聯專家“盯梢”的說法。即使某些專家的感受是真實的，這大概也是由于誤會造成的。據了解，對于蘇聯專家的外出行動，中國方面的確是要求有人陪同的，但這些人只是警衛、向導和翻譯。50年代初期，中國的社會治安狀況不太穩定，由于在專家住所發生過偷盜現象，甚至有反革命分子或敵特想要殺害蘇聯專家，所以中方對專家的警衛是很嚴格的。大約在1953年之前，蘇聯專家的對蘇聯專家的保衛工作，都是公安部八局直接負責的，后來才改為由各單位負責。直到1956年6月接待外國專家的會議上才決定，對專家的警衛工作應主要放在駐地的安全保衛方面，一般專家外出可不隨身警衛，但對于專家負責人或特殊專家外出，以及在偏僻荒涼地區出差的專家，還是要求隨身警衛。如1956年秋天，副市長鄭天翔陪同北京市的蘇聯專家到東陵參觀，警衛還需佩帶6支短槍，4支沖鋒槍。至于中方派遣向導和翻譯跟隨，則完全是為了工作方便，大多數蘇聯專家也認為這是需要的，“因為他們不懂漢語”。原洛陽拖拉機廠協作處副處長戴道先生向筆者講述了當年陪同專家組組長列別科夫到上海出差的情形，據他說，那時對專家的保衛十分嚴格，專家夫婦出門，不僅有處長和翻譯陪同，警衛員也是必不可少的。甚至專家夫人去游玩，警衛員也不離左右，既負責安全，又是向導。專家對此很滿意，并無不快。勞動部專家柯希金在部機關上班，用午餐在北郊專家招待所，按規定每天應有專車和警衛員送他去用餐。但柯希金堅決不要照顧，后來中方同意他徒步往返，不過，為了專家的安全，警衛員還是堅持要派的。在筆者看來，與這位專家朝夕相處的翻譯人員的回憶是可靠的。
實際上，如前所說，早在1960年以前，蘇聯在向中國派遣專家的問題上就已經實行了緊縮政策。雖然雙方從1958年起都開始采取了比較謹慎的做法，但如前所說，中國并非不需要專家的幫助。相反，在減少或停止聘請管理層面的蘇聯專家的同時，中國對科學技術專家的需求更迫切了，尤其是在核武器和高新技術方面。然而，恰恰是在這一領域，隨著中蘇政治關系的緊張和惡化，蘇聯政府對于派遣專家的限制越來越嚴格了。到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后，赫魯曉夫終于決定利用撤退專家的方式，再進一步向中國施加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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