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自新中國成立起，美國便把中國列為其核打擊的主要國家之一。在中美短兵相接的朝鮮戰場以及隔海對峙的兩次臺海危機中，杜魯門、艾森豪威爾政府都曾考慮過對中國本土實施核打擊。在美國的全面核戰爭計劃——“統一作戰行動計劃”(SIOP)中，中國也占有重要的篇幅。然而鮮為人知的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正常化過程中，美國也曾計劃幫助中國建立完善的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以提升中國的核戰爭生存能力，增強中國對抗蘇聯核威脅的砝碼，并最終擴展兩國在戰略層面上的合作。只是由于美國政府的內部分歧以及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的曲折發展，美國這一破天荒的援助計劃才最終流產。目前，國內學界對這一計劃雖有論述，但尚不全面。本文試圖利用美國解密檔案，對這一計劃的形成、發展和最終擱置的過程作出初步探析。

一、尼克松政府：計劃的初步提出與擱置

1969年3月尼克松入主白宮時，美國正深陷越戰泥潭，并在對蘇冷戰中暫落下風。為扭轉頹勢，重構符合美國利益的世界均衡，尼克松總統及其國家安全事務助理亨利·基辛格決定緩和中美關系，借助中國來制衡蘇聯，實現基辛格所推崇的中美蘇“三角平衡”。與此同時，中蘇關系空前緊張。1969年，中蘇兩國在漫長的邊境線上相繼爆發多次武裝沖突，蘇聯甚至在多個場合公開討論對中國的核設施實施打擊的可能性。北方傳來的隆隆炮聲以及蘇聯勃列日涅夫集團咄咄逼人的態勢，促使中國領導人重新審視來自外部世界的威脅，思考與探討改善中美關系的可能，以圖“擺脫目前兩面受敵的孤立被動局面”。歷史的機緣巧合，使具有意識形態分歧的中美兩國在應對蘇聯威脅的問題上形成了潛在的共同利益。中美雙方經過一系列秘密接觸，以基辛格和尼克松的相繼訪華為標志，拉開了兩國關系正常化的序幕。

如何實現美國的戰略目的，與中國建立某種合作？基辛格在與中國方面的會談中選擇以中美共同面臨的蘇聯威脅作為突破口，刻意強調蘇聯對中國國家安全的挑戰，并指出兩國在共同應對蘇聯威脅問題上的合作前景，以此吸引中方注意力。為表明誠意，基辛格主動向中國提供蘇聯遠東軍事部署情報。同時，由于中國始終籠罩在蘇聯的核威脅陰影中，為增強中國的核戰爭生存能力、幫助中國應對蘇聯的核訛詐，基辛格更進一步表示美國可以向中國提供針對蘇聯導彈的早期預警信息以及一套連通北京與各處核基地之間的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

這項事關中美在核戰爭領域內戰略合作的建議最早在1973年11月基辛格第六次訪華之旅中提出。11月13日下午，基辛格在與周恩來總理會談時提出要求討論一項特別的事務，即如何應對中國面臨的蘇聯導彈威脅問題。基辛格指出要防御蘇聯導彈威脅就必須獲得及時的預警，美國有優良的導彈預警衛星系統，可以向中國提供早期預警信息。為了使中國能夠獲得預警信息，基辛格提議建立一條中美熱線，用于向北京傳送美國導彈預警衛星的數據。同時基辛格還提出幫助中國建立一套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使北京對各處核基地保持良好的控制。基辛格認為，提供早期預警信息與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有助于中國在蘇聯導彈來襲前轉移核基地的導彈和轟炸機部隊，從而保存用于核反擊的有生力量。

至于如何建立中美熱線、傳遞導彈預警信息，并且不刺激蘇聯業已緊繃的神經，基辛格進一步提出兩種可能的操作途徑：一是公開宣布建立中美熱線，該熱線表面上與美蘇、美日熱線一般無二，但實際上卻用來傳送導彈預警信息，確保中國及時轉移核反擊力量；另一種方式是宣布中美兩國簽署一項“防止意外核戰爭協定”，互相通報導彈發射信息，并以此為理由建立一條專用熱線。前一種方式屬于瞞天過海，蒙騙蘇聯，而后一種則公開表明中美將在核戰爭領域達成某種安排。

基辛格之所以會提出一項能夠幫助中國有效應對蘇聯的核威脅、提升中國的核戰爭指揮控制能力的建議，主要是出于其推崇的“均勢”外交理念。在基辛格的世界藍圖中，中國是制衡蘇聯影響、實現三角均勢的重要砝碼。如果美國坐視蘇聯進攻中國，將會“打破世界力量的平衡，在全世界造成這樣一種印象，蘇聯正在實現它的統治”。另一方面，基辛格也認為增強中國核戰爭能力，不會妨害美國的自身安全。美國一直對中國戰略核力量的發展保持密切跟蹤，在1971年10月發布的針對中國戰略核力量的國家情報評估中，尼克松政府認為中國正在研發的戰略導彈最大射程很難覆蓋美國本土，因此對美國的威脅有限。而基辛格在此次訪問中國前接到的美國軍控與裁軍署報告認為，中美之間建立用于傳遞蘇軍情報的熱線，也不會加強中國的核力量“以反對我們”。

但是讓基辛格意外的是，周恩來總理在聽取了他闡述的計劃后，并未作深入討論，表示需要研究一下，而在此后的會談里中方未再對此事作出明確答復，這項建議被擱置起來。美國國防部后來對此進行檢討時，猜測這是由于中方“不認為我們會在其與俄國的直接軍事沖突中向其提供重大幫助”，并且擔心刺激到蘇聯，因此不予回應。事實上，這種猜測雖然不無道理，但卻未觸及問題本質。中方之所以沒有積極響應基辛格的建議，是由中國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對中美關系的態度所決定的。

毛澤東雖然同意聯美抗蘇，但又不愿使中國淪為美國制衡蘇聯的工具，對美國渲染的蘇聯威脅以及中美軍事合作抱有充分警惕。所以，毛澤東對基辛格在11月12日與其會談時提出的蘇聯對中國的核打擊“具有更大的現實可能性”持否定態度，反而強調美國在歐洲、中東面臨的威脅更大，將“蘇聯威脅”這一皮球踢還給美國，以避免被美國拉上對抗蘇聯的戰車。而當毛澤東得知基辛格在13日向周恩來提出的建議內容，并依據不可靠匯報，誤認為周恩來對基辛格的建議給予了肯定的答復后，更是作出激烈反應，認定周恩來犯了錯誤，提議召開政治局會議，批判“中美會談中的錯誤”。隨后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對當下中美關系的看法，即，“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我看不跟他搞什么軍事同盟一套”。由此，中國不可能與美國發展軍事關系，更不可能開展如基辛格所言的那種戰略合作。

雖然基辛格的建議未得到中方回應，但在隨后的中美關系正常化進程中，美國方面卻一直在探索與中國在戰略領域實現合作的可能。兩年后，接替尼克松上臺的福特政府重啟向中國提供更加完整的核戰爭指揮控制系統的計劃，并詳細討論了具體的技術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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