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天安門廣場在50年代成為中國新的政治中心，毛澤東就將每年的閱兵游行視為展現(xiàn)中國革命生死斗爭精神的場域。洞悉政治事務敵友本質的他知道：“槍桿子里出政權”。通過秩序井然、整齊劃一的隊列展示，領袖個人的超凡魅力得以和誕生于槍桿子的政權緊密聯(lián)系。對毛澤東而言，無論是建國初年對天安門廣場空間格局的改造，還是對蘇聯(lián)慶典儀軌的借鑒，一年一度的天安門閱兵既應成為中國人民掃蕩封建秩序的象征，也是宣示中國共產黨時刻準備與敵斗爭的舞臺。

然而，伴隨克里斯馬領袖在70年代末退出歷史舞臺，閱兵的超凡魅力也在國家方略的轉折中迅速分崩離析。革命意識形態(tài)的消褪，致使曾經清晰可見的儀式中心面目含糊，而同時，解放軍在革命年代和建國初期形成的獨特傳統(tǒng)也并未失亡殆盡。面對突如其來的轉變，關于閱兵的中國敘事也由此發(fā)生了微妙的變化。

1984年，天安門廣場迎來毛澤東去世后最大規(guī)模的國慶閱兵。盡管處于改革開放的新時代，此次閱兵在儀軌、口號與話語方面仍大致與之前保持一致，但在天安門廣場可見的閱兵儀式之外，一種新的閱兵敘述正在儀式自身的時空外興起。1986年，由陳凱歌導演、張藝謀攝影的電影《大閱兵》在全國上映。（在線播放）與過往的軍旅題材不同，這部聚焦1984年國慶閱兵中受閱士兵的影片并未將呈現(xiàn)的重點放在社會主義英雄史詩的傳統(tǒng)敘事中，令人驚訝的是，這部電影在這項屬于人民群眾的神圣慶典中發(fā)現(xiàn)了離經叛道的“個人主義”。

相較《英雄兒女》等經典影片對革命軍隊無私精神的中心鋪陳，《大閱兵》的鏡頭語言同樣關注受閱部隊集體訓練的場面，但在千人一面的汪洋大海中，陳凱歌和張藝謀看到的更多是浪花的姿態(tài)，而非秩序井然的驚濤拍岸。在影片中，根植于個人與集體密切配合的隊列藝術，往往成為個體意識的強力表達。在描寫新兵劉國強陳述自己“不下火線”原因的一段戲中，這個年方十六、高燒不退的孩子說，他之所以瞞著戰(zhàn)友、堅持訓練，不是因為擔心上司的批評或者他人的非議，而是因為只有站在隊列中，他才能“聽到戰(zhàn)友心跳的聲音”。聽完劉國強的自白后，王學圻扮演的連長李偉成準許了劉繼續(xù)訓練的要求，盡管對這位年長的軍人角色來說，“榮譽”、“集體”和“犧牲”才更像是士兵堅持不懈的理由。

如果說劉國強的心聲代表了新一代中國士兵對自身身份的理解，那么李偉成等人對大閱兵的疑惑，則展現(xiàn)了老一輩革命軍人在傳統(tǒng)沉浮時刻的焦慮。在嚴酷訓練貫穿起來的影片中，陳凱歌安插了一次集體焦慮的群情爆發(fā)。吳若甫飾演的士兵呂純在集體會中直言不諱：“現(xiàn)在這年月，誰沒有一點私心？我們四百個弟兄每天起早貪黑，為了什么？像機器人一樣走路！……孫指導員，你知道現(xiàn)實世界里的人腦子里想的都是什么嗎？你以為我們在這兒搞一個小小的閱兵，他們就會熱血沸騰么？誰會理解我們軍人的難處，時代早就變了！”在呂純這樣的老兵看來，在這個“變了的時代”里，士兵的境況和閱兵的意義早已不復往日，形式化的閱兵已失去了過往歲月中千人唱、萬人和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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