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卻軍營在時代更迭中的焦躁和新一代士兵的獨特意識，集體主義和無私精神在后克里斯馬時代的松動，還表現在旨意含混的只言片語之中。在影片中，劉國強的同鄉郝小園將閱兵訓練視為服務國家的義務。但和為了國家使命、割舍個人私情的革命先輩不同，郝小園認為，通過閱兵訓練對國家義務的履行本身就是對連隊這個大家庭的回饋。在他的意識中，連隊首先不是基于使命和服從的“戰斗集體”，而是一個兄友弟恭、相互扶持的生活世界。在這個理想世界里，親情、鄉情和手足之情，才是維系士兵對國家忠誠的基石，正如排長江俊彪在洗澡時給指導員孫放提出的問題（小孫，北京到底是個啥樣呀？），“國家”在《大閱兵》中與其說始終在連隊家庭生活中隱而不見的核心，不如說只是一個個“外省青年”出于機緣巧合、產生交集的陌生人。

時代可能真的變了。在一段表現烈日下軍姿訓練的鏡頭中，我們看到的不再是汗如雨下卻仍屹立不倒的鋼鐵士兵，或是悲壯旋律中與自我不懈斗爭的英雄容顏，張藝謀讓我們看見，飽受烈日炙烤的士兵一個接一個地倒下，又不斷被擔架抬回營地。對這個飽受爭議的鏡頭，陳凱歌在一次采訪中如此回應：“我想借這部電影追問一個問題，個體能否在洪水猛獸般的集體權力面前生存，還是注定就此毀滅？我的結論是，個體必將毀滅?！?/p>

陳凱歌將閱兵視作“將個體合成為群體的過程”。在這一語境下，他對集體主義的懷疑使閱兵故事的重述，也就間接轉化為對閱兵本身的拷問：對“愛國精神”的追求，是否有必要以士兵靈魂與身體的痛苦為代價？有沒有一種理由或者使命，足以使人類身體的機械化成為正當的存在？從陳凱歌的自白來看，閱兵在他眼中，或許只是國家控制士兵身體的裝置，無論是領袖在場之時、還是謝幕之后。而“時代變了”，也只是釋放閱兵本質的一個契機。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一個時代文本的《大閱兵》，同時持有跳出時代的野心。

不過，在故事的最后，《大閱兵》仍然在保留了一定程度的和解。為了閱兵的順利進行，故事中的人物再次回到了我們熟悉的命運模式之中：心存不滿的呂純回到了訓練場，發燒上陣的劉國強住進了醫院，身患重病的老連長李偉成則在最后一刻放棄了受閱機會，以求連隊在閱兵中有最佳表現。

對他們來說，閱兵已不再是一場事關宏旨的使命或者訓練，而是一個截然不同的大時代中無可回避的平乏生命和精神寄托。政治的藝術化，因此就不再是藝術政治化的同題，而是所有人生活歷程中無從驅趕的幽靈。

劉亦凡整理自：The Charisma of Power and the Military Sublime in Tiananmen Squar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0, No. 2, 2011. 作者：Haiyan Lee 來源：東方歷史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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