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海上力量的壯大以及海洋權益的增加，海權這個曾經在一個多世紀以前對整個世界格局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詞匯，再度回蕩在21世紀華夏大地上。當然，對于中國這么一個具有深厚農業文化特征的國度，如何走向這一片廣袤的海洋，如何在海洋上更好地獲得應有的權益，那更是一個必須直面，也發人深思的問題。

什么是“海權”

“海權（Sea　Power）”這一術語，也可被翻譯為“海上力量”。據海軍史學家、戰略家、政論家和世界公認的“海權福音的布道者”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Alfred　Thayer　Mahan）宣稱，這個概念是由他首先提出的。的確，這個術語在他的作品中隨處可見，作為這個術語的發明者，他對于傳播這個概念不遺余力，而且獲得了空前的成功，但令人遺憾的是，他似乎忽略了對這個術語進行哪怕是起碼的稍具嚴密性的定義。在其論著里，他往往都是使用歷史案例對這一概念進行說明，“海權”這個詞匯被他賦予了兩種主要的含義。前一種表示通過海軍的優勢控制海洋，而后一種則應為拓展海上商貿、攫取海外領地、獲得外國市場特權而造就國家富裕和強盛的合力。在其代表作《海權對歷史的影響1660-1783》（通常又被簡稱為《海權論》）一書中，前一種含義可以被形容為“擁有占壓倒性的海上力量，才能將敵人的旗幟逐出海洋，或者只允許他們像海上的喪家犬一樣出現。”而后者則簡單地表達為“擴大生產、海運和殖民地”

由此也可以看出，馬漢所指的海權是帶有軍事和經濟雙重意義的，而事實上，在近代以后，一個國家若要通過海上通道維護與他國的貿易，也必須有維護這個海上通道自由使用的能力，而這個能力，不僅僅是軍事力量，還離不開國際政治范疇內的外交和經濟協作能力，乃至可以使用的一切力量。從這個意義上看，“海權”又是一個非常廣義的術語。

如果一定要下個定義，那么不妨可以這樣說：海權乃是一個國家不論和平還是戰爭時期，對本國從事貿易以及軍事等行為的船只，在本國所必要的海域自由通航加以保障，并在必要時，對敵對勢力的海域利用進行阻礙的能力。

在《海權論》第一章“海權的要素”一節中，馬漢的主張是，海洋是一條人類共同使用的通衢，而海軍的任務則是為了保護利用這條通衢來實施海上貿易的商船的安全，故此，海軍的存在是依賴于商船的存在的，也將隨著商船的消失而消失。也就是說，海洋國家經濟的繁榮是由生產和貿易帶來的，而這個貿易，則是通過以海軍為主體的海權得以確保的。

馬漢通過對17和18世紀的英國歷史進行推導，設定了六項表示普遍適用、永恒不變的“影響海權的一般條件”：(1)地理位置；(2)自然構造；(3)領土范圍；(4)人口數量；(5)民族性格；(6)政府的特征和政策。

對于前三項的要素，他認為只要這個國家瀕臨海洋，這個國家擁有通過海路易于通往殖民地的自然環境，同時擁有易于防守的海岸線以及良港即可。當然如果這個國家擁有豐富的陸上資源，反而容易對前往海洋的發展帶來阻礙。馬漢尤其重視第四和第五點，特別是從事航運和漁業的人口，因為這關系到該國國民對海洋的志向問題。他認為，政府要為本國國民前往大海、開拓殖民地的活動制定最大限度的支持政策，政府才是這個國家走向大海、成就全球實力的最大要因。

馬漢在自己的著作中，用充分的史料，闡述了一個國家的興衰與其如何支配海洋這個世界共有的通衢大道密切相關，同時還系統地分析了其中的成敗得失。他特別解析了當時稱雄世界海洋、具有空前繁榮的經濟實力和空前強盛的軍事力量、號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是如何把握海權，從一個自然資源并不充分的島國一躍成為世界帝國的過程。他認為英國的發展過程，事實上給當時的一些新興國家樹立了一個榜樣，并指出了一條行之有效的發展途徑。

然而，這也是導致了馬漢的海權思想被曲解的原因，馬漢的《海權論》出版之時，剛剛登基的德皇威廉二世將其看作了成功的不二法門。這位正值而立之年的年輕皇帝聲稱他“不是閱讀，而是吞噬馬漢的著作”，最終的結果使得這個英國傳統友邦，在尚未贏得陸上優勢的情況下，在海上又與英國為敵，引發了得不償失的造艦競賽，并最終將世界拖入了戰爭的熔爐。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個吞噬海權的君主卻最終被自己的水兵趕下了皇位。

在馬漢所處的時代，對海上優勢以及海上戰斗等問題的深入而全面的探究，幾乎吸引了當時所有人的注意。在對海權的論述中，他還提到了海上力量對于守護國際貿易體系將發揮重大的作用，他甚至還預言，海軍可能需要結成跨國聯盟來發揮作用。

新時代的海權

通向這一時代的大門的鑰匙，其實早已有人尋得。1776年，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已經開始了對自由貿易思想加以闡述，并對主張貿易限制法令的重商主義理論加以了批評。而到了19世紀30年代，英國就出現了倡導自由競爭，主張自由經營的曼徹斯特學派，這個學派以斯密和李嘉圖的理論為基礎，反對國家干預，提倡把國家行為減到最低限度，鼓吹經濟全球化。自由貿易主義明確地表述了以海洋為基礎的貿易，是一個互惠互利的過程，是伙伴關系，深深依賴于國際和平，同時其繁榮和穩定又為國際和平提供了物質基礎。

幾乎是同時，美國林肯時代的國務卿威廉·西沃德也提出了一種嶄新的國家發展形態。他認為，封閉的殖民體制必將被開放的商業帝國所取代，因此只有對海洋具有支配權，才能成為唯一真正的帝國。在他看來，征服戰爭是不必要的，貿易會將遙遠的地區結合在一起。

這些理念開始設計出一套嶄新的國際秩序，這種不依靠領土兼并而直接建立統治，進而實現以對海外市場的經濟操控而進行商業統治方法的確立，以及之后“門戶開放”政策的提出，形成了美國走向全球海洋的理論基礎。而這一擴張的形態，是以經濟融合的方式進行。甚至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夜，當時的歐洲依然對此還有不少贊同聲，認為世界經濟的一體化時代即將到來。但遺憾的是，世界戰爭和冷戰卻成為了20世紀人類社會的主旋律。

歷經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之后，世界經濟又一次來到了全球化的門檻前。而這一個全新的全球化時代的世界，盡管由一系列主權國家構成，但受到跨國經濟和技術發展的影響，國家的絕對主權已經逐漸被削弱，人們的關注重點逐漸從這個體系的組成部分，越來越多地向這個體系本身轉移。而在這個體系下，人們策劃的戰略措施，也愈發轉變為服務于整個世界體系，而不是服務于常規的、傳統的以國家為中心的單一主權國家。 而且，由于貿易和商業導致了贏家和輸家的變化不定，因此，這也要求人們將外交、經濟、社會以及軍事政策進行積極主動、持續不斷并小心翼翼地作為一個整體來考慮，各國也都意識到這個問題，必須塑造一個更為良好的國際環境，才能更好地維持并保護這個在這樣一個新時代，馬漢在一個世紀以前提出的海權概念，也早就從以往排他性海上霸權逐漸讓位于功能更復雜和更國際化的當代海權觀念。這一當代海權觀念核心的特點，就是海上力量已無力追求單極的全球霸權與秩序，相對于日益崛起的太空和空天復合力量，海權的黃金時代已經成為歷史。即使對于擁有絕對海軍優勢的國家，在國際政策中，單純利用海權優勢也不可能達成自身的利益。這些國家即使有能力輕易獲得海上戰爭的勝利，其外交、經濟和其他代價，也是其決定行動時不得不再三考量的因素。這也是與當代全球經濟和政治的急遽整合趨勢一致的。

當然，這種全球化的經濟格局，事實上也是一種非常敏感和脆弱的體系，它面臨的諸多威脅都與海洋有關，或者會產生重大的海洋性影響。因此，這個時代海軍的重要職能，也相應地成為了保護現有經濟格局的安全，維護現今給大多數國家帶來利益的全球秩序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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