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多極化趨勢的發展、非傳統安全問題的興起、全球化趨勢的加速以及非國家行為體在國際體系中的影響上升等現象，已經成為后冷戰時代國際關系的主要特征，這些現象反映在海權領域，便有了學者提出了新涵義：“后冷戰時代的海權，是在國際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軍事信息化的時代通過政治、經濟、法律、軍事、科技、文化等多種途徑和手段對海洋進行控制、利用、管理和開發的一種綜合能力。”在這個意義下，全球化時代海軍的主要任務，已經逐漸從我們比較熟知的與對方海軍進行大規模對抗，變成了維護海上安全，打擊破壞經濟秩序的力量，諸如驅逐海盜，打擊海上恐怖主義等內容。

在這樣的新時代，海上控制將更加具有監督和管理的意義。正如在2005-2007年擔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長邁克爾·穆倫在其任期中的2006年指出：“盡管舊的海上戰略聚焦于海上控制，但是新的海上戰略必須認識到，當海洋處于一國獨占之下時，諸國興起的經濟大潮是不會出現的，只有當海洋對所有的國家都是安全又自由之時，它才會涌現而出。”

不管在什么時代，陸地總是大多數海上混亂的根源，要從根本上維護海上秩序，如何從海上出擊來消除這些禍害，也將成為新時代海軍的政治使命。這個時期要求海軍追求的是快速行動，即使遠離本土，也可能以多國形式實施。這種小規模、低烈度的行動會成為新時代海上力量運用的典型。

對于全球化的經濟秩序，最為直接的威脅便是國際恐怖主義以及諸如海盜、對于武器、人口以及毒品的走私等跨國犯罪。從更為長遠的視角看，環境惡化以及對海洋資源的系統性掠奪也具有更為嚴重的威脅性。當人們意識到，總體海上安全向著全球化海上貿易體系進行有效集中之后，保護海上良好秩序而維護海上總體安全也將成為人類的共識。而且，由于經濟全球化將造福于全體人類，在這樣的社會中，人們將會發現，發展與其他國家的良好、持續以及建設性的關系才是取得共贏的關鍵，這種海上共識的維護，將通過多國聯合行動的形式，更為積極有效地得到展開。這一點，不久前多次展開的亞丁灣聯合打擊海盜的行動，便是后冷戰時期海上軍事行動的典型性代表。

當然，由于傳統意義的國與國之見的矛盾還未能完全得以解決，即便到了21世紀，傳統意義的海上沖突和對抗還將長期存在，有時候也不排除出現激烈沖突的可能。但是，國家與國家之間，合作和沖突間會將會形成比較復雜的光譜，交織出更多的變量。不管如何，與以往更多的以零和博弈進行排他式競爭的時代相比，各國在海上的博弈，更多地將趨向于追求共贏的趨勢。

新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

正是由于新時代海權發展已經朝著爭取共贏的局面進行發展，為了適應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合作與競爭并存的新形勢，擴大與沿線國家的利益匯合點，與相關國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互聯互通的利益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實現地區各國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我國政府提出了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戰略規劃。這一新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將構建海上互聯互通、加強海洋經濟和產業合作、推進海洋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全面合作、也拓展海洋人文領域的合作。

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點建設方向將從中國沿海港口向南，過南海，經馬六甲、龍目和巽他等海峽，沿印度洋北部，至波斯灣、紅海、亞丁灣等海域。即以東盟及其成員國為依托，輻射帶動周邊及南亞地區，并延伸至中東、東非和歐洲。旨在加強中國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基礎，形成面向海洋、聯通歐亞大陸的全方位對外開放新格局；同時也有利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升級和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的建設，造福中國與東盟及其他沿線國家。中國提出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是希望發掘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特有的價值和理念，并為其注入新的時代內涵，積極主動地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伙伴關系。

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絲綢之路這個用語本身并不是中國人，而是1877年由德國地質學家李希霍芬提出的，而最早引伸出海上絲綢之路這一說法的則是法國漢學家沙畹。雖說歷史上這條海上絲綢之路的開始日期已經無法考證，史料上記載的最早確切航路是漢武帝遣使抵達錫蘭。這還并未形成正式的海上貿易。而后直到宋代以前，主導這條海上商貿路線的，主要是阿拉伯商人的船只，中國商人或者僧侶出洋，乘坐的也大多是“番舶”。到了宋代，隨著中國造船與航海技術的發展，中國商人開始主導這條貿易線，并壟斷了中國到印度的航運。但在蒙元時代，由于南方漢人備受歧視，海上主導權又落在了色目人手中。此后明代開始的海禁，則將一度興盛的海上貿易徹底封閉。

事實上，不管當年的海上絲綢之路規模有多么的可觀，即便是中國所主導的宋代，海上貿易也沒有得到國家海上力量的支撐，并沒有進入通過海上貿易，發展海上武裝，從而贏得海上優勢，而進一步拓展海上貿易的海權良性循環之中。

當時的中國盡管擁有漫長的海岸線，但是依然無法被稱為海洋民族的原因，主要還在于馬漢提出的海權六要素中的最后一項。長期以來的封建專制君主體制通常會遏制商人階級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其最為有效的手段就是將臣民用土地或者官位作為鎖鏈加以束縛，自上而下的嚴格進行管理，最大限度地將社會財富集中在帝王手中。而專制政權最為擔心的，就是其臣民獨立而進取的精神游離在其統治之外，這樣財富無法有效地加以聚斂。海軍耗費巨大，易于損耗，但是對于鎮壓臣民，劫掠土地并無多大的效率，因此，除了某些特殊場合之外，專制君王一般對于發展海軍并不會多么的熱心。這樣的專制君王與海洋民族的精神可以說是格格不入的。中國長期以來在這樣的政治結構之下，即便宋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鼎盛時期，中國的海權也無法得到應有的發展；氣勢恢宏的鄭和船隊，充其量也不過是一場聲勢浩大的政治大游行，最終由于得不到實際效益而慘淡結束；而后漫長的海禁政策，則徹底斷送掉了自己的海上力量，只得等著別人用堅船利炮轟開國門。

基于歷史給我們帶來的教訓，此次我國政府也特別加以了注意，提出了必須注入新的時代內涵。習近平主席還特別強調了“民心相通”，提出了只有使民眾受益，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才能得到沿線國家民眾的支持。要堅持弘揚和傳承海上絲綢之路的友好合作基礎，把中國倡議發展為國際共識，為深化海洋合作、發展海洋合作伙伴關系奠定堅實的民意基礎。

新時代的海權觀念中，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提倡構建一個競爭與合作并存的共贏機制。這與海上絲綢之路的所具有的和平、發展、合作、創新、開放等特征是完全吻合的。而在這一歷史機遇面前，中國將如何走向海洋，這又將成為當代中國人最具有挑戰性的一個課題。

文/章騫 經濟觀察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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