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五角大樓的首席網絡顧問、國防部助理部長埃里克?羅森巴赫（Eric Rosenbach）就網絡空間作戰談到，“我認為，對高層決策者而言，最有幫助的地方是我稱為‘過渡空間’（the space between）的地方，什么是‘過渡空間’？……你有外交活動、經濟制裁……然后你開展軍事行動。在任何兩者之間存在的空間，網絡空間可以幫助我們實現國家利益。”

對于那些熱衷于研究戰爭的性質和未來趨勢的人而言，這是一個耐人尋味的說法。它反映了不僅在美國而且在全世界范圍內，政策制定者和戰略家越來越同意，對于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是政治通過另一種手段的繼續”，網絡空間作戰是一種新的劃分。這也是為什么目前網絡空間對國際安全產生了一個新的戰略不穩定影響之原因。

重要的是，網絡空間成為一個大國直接對抗的新領域。以前，由于戰略核對峙，它們的行為被限制在一定的水平。大國的行為有一個明確的底線，他們小心翼翼地保持在低于武裝攻擊和使用武力的水平。或者，沖突仍要保持克制，或在遙遠的地方通過代理人進行間接對抗。

如今，核僵局依然約束大國的行為。但是，網絡空間開辟了一個新的行動領域，讓大國可以挑戰極限。現在，它們的行為把我們帶到更加接近武裝攻擊的門檻的水平，是直接的對抗，而不是通過代理人，引發了沖突升級的風險。例如，最近摩根大通的數據泄露表明，這既是一種新型活動——在互聯網時代之前，你是不能偷竊76萬個家庭的信息的——也是一種我們還不熟悉的沖突升級風險——奧巴馬總統想知道這是不是俄羅斯政府的報復。這也表明，世界各國還沒有學會如何解釋在網絡空間的行動，這產生了不確定性，會引發誤解，而新的沖突升級風險會對國際安全產生破壞性的影響。

在整個“政治-戰爭”范式中，因為一些獨特的技術特點，網絡空間成為了一個新要素。雖然它提供了新的工具，能取代現有的工具——例如炸彈——而且造成相同的效果，但是也可以導致全新的行動——例如操縱金融數據。對于前者，有一個普遍的共識是，現行規范和國際人道主義法適用于網絡空間，就像它們適用于動能武器一樣。《塔林手冊》的評估更詳細。如何看待后者一直是激烈辯論的焦點，是《塔林手冊》2.0版本的主題。一個根本的問題是，“戰爭”是只限于那些在網絡空間之前我們界定為戰爭的行動，還是需要擴展戰爭的概念，包括一些網絡空間活動。這是律師和學者爭論的問題，很可能最終會在政府的實踐中得到決定。

危險的是，大國在這一新領域進行沖突呈現逐步升級的可能性——從中東的隱而不顯的沖突到摩根大通遭到襲擊后總統的疑惑。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五個常任理事國正越來越嚴肅地對待這個問題。聯合國、東盟地區論壇和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越來越重視在網絡空間應用“建立信任措施”這個概念。差不多一年前，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達成了協議，這是這個區域組織有史以來第一次開始在網絡空間應用“建立信任措施”。

把網絡空間想成為在克勞塞維茨范式中的一個新階段不應該拋棄這個概念：網絡空間的影響要廣泛得多，并構成一個新的人類行為域，影響政治的各個方面——大衛?伊斯頓（David Easton ）著名的定義：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這種分配可以包括從合作的、非暴力的行為以及對抗的暴力行為。網絡空間可用于任何一個。美國網絡司令部的前軍法官、副參謀法律顧問加里?布朗和歐文?塔勒斯（Gary Brown and Owen Tullos）也做了一些有關網絡作戰的偉大研究，解釋了網絡作戰如何融入更廣的政治活動。盡管網絡空間可以看為一個獨立的域，它也影響其他四個作戰域：陸、空、海、太空。換句話說，如何概念化網絡空間取決于要回答什么問題。本文主要討論網絡空間對戰爭的性質和對國際安全的影響。

無論這些新的活動和手段填補了一段空白，或者如羅森巴赫所說的，在網絡空間被創造之前根本不存在，并不影響這樣的事實：它已經成為各國如何看待政治和沖突的一個組成要素。它已成為國際安全的一個不穩定因素，而建立信任措施的過程是一個新的努力，重新創建國際體系的穩定。

（知遠/安德萬 編譯自美國《外交政策》網站 2014年10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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