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英國選擇脫歐、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當選美國總統、法國右翼領導人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的崛起，以及新選擇黨成為德國國會的第三大政黨，西方世界似乎已經出現了某種政治新現實。這種政治新現實的主要驅動力量，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社會人口趨勢變化導致的族群宗教多元主義的崛起。
歷史地看，西方自由民主政體在包容不同文化、同化移民以及以制度化方式處理政治分歧方面擁有優勢。但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隨著外來移民族群與宗教結構的變化以及人口結構中族群宗教多樣性的提高，西方自由民主政體面臨著一種政治上的不對稱結構，即國家需要恪守“政治正確”原則與移民群體伸張政治權利之間的不對稱結構。在自由原則與平等觀念驅動的文化多元主義背景下，如果西方國家及其現有的政治秩序無法得到國內少數族群宗教群體和移民的政治認同，那么西方國家的自由民主政體就會被削弱。
所以，西方國家能否在政治上同化異質性較高的少數族群宗教群體，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西方的政治前景。如果沿襲20 世紀60 年代以來流行的文化多元主義政策，西方自由民主政體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只會加劇。本文認為，為了應對這些問題的挑戰，西方國家可能會采取更加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現實主義的內外政策。
總之，本文希望為理解當今西方政治的新現實，特別是為理解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結構性張力提供新的分析框架。全文分為五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剖析西方政治的新現實及其直接原因，第二部分解讀族群宗教多元主義崛起導致的政治問題，第三部分探討族群宗教多元主義與自由民主政體之間的結構性難題，第四部分主要分析西方世界可能的戰略選項與政策選擇，第五部分則是全文的簡要總結。
一、西方政治的新現實及其直接成因
跟此前的總統大選相比，2016 年美國總統大選的新現實是左、右選民政治分歧程度的提高。在左翼，跟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ton）角逐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已經非常接近歐洲社會民主黨的立場。過去，人們認為美國沒有“社會主義”，如今這一例外可能已經消失。在右翼，代表共和黨參選的右翼政治新人特朗普并不站在共和黨的傳統立場，他在主張減少政府干預、降低稅率和廢除奧巴馬醫改方案的同時，還主張要退出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控制移民規模、修筑美墨邊境高墻以及限制部分伊斯蘭國家居民入境等。這些政綱意味著，特朗普在右翼立場上比主流共和黨人走得更遠。根據美國權威調查機構皮尤（Pew）研究中心的民調，從1994 年、2004 年到2017 年，美國民主黨選民和共和黨選民在主要政治經濟議題上的意識形態分歧，都呈現出顯著的擴大趨勢。
與此同時，歐洲也出現了政治新現實。英國政治的新現象是脫歐派在2016 年6 月的公投中勝出以及如今保守黨堅定的脫歐立場。在2017 年法國總統選舉中，年僅39 歲的政治家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帶領他的新政黨“法國前進! ”（La République En Marche!），一舉贏得總統與國會大選。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National Front）領導人勒龐也異軍突起，在第二輪總統選舉中贏得了全部選票的三分之一。而法國兩大傳統主流政黨共和黨與社會黨在國會眾議院選舉中僅拿下577個議席中的136個和45個。這意味著法國政黨體制已經發生重構。在2017年的德國大選中，現任總理安格拉?默克爾（Angela Merkel） 領導的基督教民主聯盟只獲得了709個議席中的200個； 而極右翼政黨德國新選擇黨（Alternative for Germany）卻實現了異軍突起，一舉拿下12.6%的選票和94個議席，成為國會下院第三大政黨。
簡而言之，如今美國與歐洲主要國家的政治呈現三個主要特點： 第一，選民政治分歧程度進一步提高，不同意識形態陣營的分化加劇； 第二，右翼或極右翼政治力量得到強化，法國國民陣線和德國新選擇黨這樣的極右翼政黨快速崛起； 第三，部分主要國家的傳統政黨出現了衰落，政黨體制面臨重構的壓力。
那么，西方何以呈現這樣的政治新現實呢? 總體上，這里有兩個主要驅動因素： 一是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經濟全球化的加速，導致了歐美社會內部資本要素與勞動要素之間的分化、經濟不平等的提高以及階級分歧的上升； 二是最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人口結構的變遷，特別是人口結構族群宗教多樣性的大幅提高。兩者相比，人口結構因素更為重要，其政治影響也更為深遠，給西方自由民主政體帶來的結構性挑戰也更大。
人口因素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理論、市場營銷學和社會學關注的重要議題，但中國的政治學界通常并不重視這一因素。實際上，不同的人口結構就是不同的選民結構、不同的政治力量結構以及不同的意識形態結構。
最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國家的人口結構已經發生重要變化。在美國，歐洲白人族裔-基督教人口比重的下降和少數族群宗教人口比重的上升，是人口結構變遷的主要趨勢。按照皮尤研究中心的數據，歐洲白人族裔人口已經從1960年的85% 下降至2005年67% ，2050 年將會降至47% ，屆時將不足美國總人口的半數。起源于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語族裔人口已經從1960年的3.5%增加至2005年的14%，2050年將增至29%，幾近總人口的三成。
眾所周知，美國本來就是一個移民國家，歷史上也被稱為各族裔群體的“大熔爐”。盡管如此，到20世紀初為止，美國的移民仍主要來自歐洲，即以白人族裔基督徒移民為主。但是，20 世紀以來，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移民的來源地發生了重大變化，歐洲移民的數量與比重急劇下降，而來自拉丁美洲與亞洲的移民大幅增加。盡管美國歷史上采取過或松或緊的移民政策，甚至采取過針對特定族裔移民的限制政策或配額政策，但到20世紀60年代為止，由于受到國際政治氣候——冷戰體系和美國作為自由民主標桿的需要——和國內政治氣氛——黑人民權運動和左翼平權思潮的興起——的影響，要求采用更為寬松的移民政策的呼聲不斷高漲。1965年，美國《移民與國籍法》得以通過，標志著美國根據國家與族裔來源決定移民配額政策的廢除，美國移民政策迎來了非常寬松的時期。
正是因為新移民法的通過、經濟全球化的深入以及國際移民模式的改變，美國移民人口的族群宗教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1960年，所有美國移民中來自歐洲和加拿大的移民占84%，來自其他國家與地區的移民僅占16%； 2000年，歐洲與加拿大移民僅占19%，而來自墨西哥、其他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南亞、東亞的移民分別占到29%、22%和23%； 到了2015年，歐洲與加拿大移民僅占14%，而來自墨西哥、其他拉丁美洲國家和南亞東亞的移民分別占到27%、24% 和27%。這就是美國人口結構中西班牙語族裔人口和亞洲族裔人口快速攀升的主要原因。盡管如今的美國跟歷史上的美國同樣都是移民接收國，但從19世紀到20世紀，美國移民的族裔與宗教背景卻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歐洲，最近幾十年人口結構變遷的主要趨勢是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持續提高和伊斯蘭化的加劇。根據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項最新研究，2016年歐洲穆斯林人口比重約為4.9%。其中，法國、德國和英國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分別達到8.8%、6.1%和6.3%，人口總量分別為572萬、495萬和413萬。該研究還基于不同情形評估了21世紀中葉歐洲穆斯林人口的數量與比重。在歐盟維持高度移民政策的條件下，2050年歐洲穆斯林將占歐洲總人口的14.0%，而德國、英國和法國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將分別高達19.7%、17.2%和18.0%。
另一個重要的問題是，不同族群宗教人口的生育率是不同的。按照目前的統計，整個歐洲的非穆斯林族裔人口家庭平均生育率是1.6，即每個家庭平均生育1.6個孩子，而歐洲穆斯林族裔人口家庭平均生育率是2.1。這也加速了歐洲穆斯林人口比重的提高。
總之，最近半個世紀以來，西方世界的一個主要趨勢是，人口結構正在從歐洲白人族裔的基督教人口主導，轉型為人口族群宗教結構的多樣化，人口結構的異質性程度大幅提高。
那么，為什么這種長期的人口結構變化會在最近一些年當中產生如此重大的政治影響呢? 這里有兩層主要邏輯： 第一，人口結構變化對政治領域的影響有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比如，如今美國歐洲白人族裔人口已經下降至三分之二，歐洲的穆斯林人口比重已經達到5%，這些數據或許已經構成重要的“臨界點”。第二，2007 至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及其后續影響。最近幾年西方國家有宗教背景的恐怖主義事件的頻繁發生，以及2015 年以來的歐洲難民危機，都成了最近幾年跟族群宗教有關的政治議題快速升溫的催化因素。
二、族群宗教多元主義崛起的政治后果
西方國家人口族群宗教多樣性的提高，引發了國內社會政治分歧的上升，而這又導致潛在政治沖突的增加。具體而言，這里包括了三種互相關聯的機制。
第一，在民主價值觀方面，移民群體跟西方世界的主流人群存在顯著差異。比如，截至2016年，美國有超過5000 萬西班牙語族裔的人口是源于拉丁美洲國家的移民和移民后代。有理由相信，這些西班牙語族裔移民的民主價值觀，跟原先生活在美國的歐洲白人族裔基督教人口的民主價值觀存在著顯著差異。有研究認為，拉丁美洲地區公民的民主價值觀并不穩固，相當比例的公民仍然持有威權主義或半民主的價值觀。
再比如，在民主價值觀方面，歐洲穆斯林移民群體也大大不同于原先白人族裔基督教群體。根據皮尤研究中心2013 年對全球穆斯林的民調，在關于是否支持沙利亞法（伊斯蘭教律法與法律）成為官方法律這一問題上，在埃及、尼日利亞、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國均有超過7成的穆斯林表示支持，即他們希望建立伊斯蘭教律法對國家的統治。皮尤研究中心這項民調，盡管不是限制在歐洲穆斯林人口上，但對我們理解穆斯林人口的政治信念與民主價值觀是一個重要參考。
第二，移民群體基于族群、宗教、國家的政治認同，跟西方原先主流群體也存在著較大差異，這同樣可能對西方民主政體構成壓力。不少研究揭示，跟拉丁美洲與亞洲移民相比，歐洲移民對美利堅合眾國的政治認同與國家認同程度普遍很高。另外，如今的移民規模更為龐大，他們更容易形成一個個聚居區，這樣就更難被同化。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1927–2008）早在2004年出版的《我們是誰?》（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一書的開頭，就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 西班牙語族裔的移民對美國是否真的有國家認同?
歐洲的情況也是類似的。特別是，歐洲主要國家穆斯林人口的國家認同度就顯著低于白人基督教人口，歐洲穆斯林人口的宗教認同甚至都高于國家認同。比如，英國、德國、法國的穆斯林人口分別有81%、66%和46%的比例首先認為自己是穆斯林，而首先認為自己是本國公民的比例分別僅為7%、13%和42%，都低于前者。
第三，人口結構中族群宗教多樣性或異質性的提高本身——無論這種異質性是否跟民主價值觀或政治認同有關——同樣會對自由民主政體帶來壓力。流行的觀點認為，隨著一個國家族群宗教異質性程度的提高，民主政體的穩定性與有效性可能被削弱。美國政治學者羅伯特?達爾（Robert Dhal，1915—2014）認為，基于宗教、語言、種族、族裔集團的亞文化多元主義對自由民主政體存有負面影響，甚至“多元亞文化的壓力相當大的國家不大可能實行競爭性政治體制”。美國政治學者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 指出，在一個多族群社會的民主政治運作中，政治精英很可能選擇將族群因素作為政治動員的基礎，從而更有可能激發族群之間的政治暴力。美國政治社會學者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的研究發現，族群-宗教多樣化程度越高，社會信任程度就越低。而一個社會信任度的降低，不利于民主政體的維系、穩定與績效。
需要說明的是，一個國家的族群宗教多樣性究竟是否會導致更大的政治分歧，或者是否會引發嚴重的政治沖突，還取決于三個層次的不同因素： 少數族群人口占總人口的比率，少數族群與多數族群在發展程度、政治觀念與宗教傳統上的差異性，以及少數族群人口在政治上被同化（assimilated） 程度。當然，移民或少數族群的政治同化，是一個重要且充滿爭議的問題。美國學者米爾頓?M．戈登（Milton M. Gordon）早在1965年就系統討論過美國生活中的同化問題以及三種不同路徑的利弊，即基于盎格魯文化的同化、大熔爐意義上的同化以及文化多元主義。
實際上，西方主要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某種移民歸化（亦即同化）入籍的政策，其理論基礎就在于同化移民的考慮，其中隱含的政治假設在于，如果移民群體長期跟主導族群之間保持巨大的差異性，就不利于一個政治共同體的維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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