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黃禍論”是西方用以向同種示警，并對日本和中國進行誣蔑、丑詆與尋釁的核心話語之一。其說利用“歷史記憶”掩飾自利的現實目的，對自己在東亞地區的侵略擴張和霸權主義予以合理化，反誣自衛者和潛在的競爭者為“禍”。“黃禍論”泛濫之際，適逢近代日本和中國的民族主義高漲，因而兩者如同水火交激。日本的民族主義者或者嫁禍于人，或者宣揚“日本人種優越論”、“萬世一系”的“國體優越論”，以及皇國主義和泛亞洲主義，從種族、國體、文化精神等方面形成了自我優勝的想象，終于走上了自我膨脹、對外侵略的道路，既給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也使自己遭受巨大挫折；而中國的民族主義或者強調“救亡”、“自衛”與“自省”，或者強調中國固有文明的理性精神，在批駁“黃禍論”的同時，仍然堅持人道、正義和人類和諧的理想。在“黃禍論”刺激下的兩種民族主義，帶來了不同的后果。

“黃禍論”是19世紀90年代以后部分西方人士用以向同種示警，對日本和中國進行誣蔑、丑詆并尋釁的核心話語之一。它流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又改頭換面。而1890-1945年這一時期，又恰恰是西方的民族主義演變為民族帝國主義，中日兩國的民族主義從傳統形態向近代形態轉變的時期。各種民族主義盡管普遍存在著復雜的實質內涵，但于對外關系上，在突出本民族本國家的尊嚴、利益訴求和價值目標時，都必然會以族(種)群、文化、歷史、習俗等“識別特征”和“特殊性格”構成自己的話語系統，從而使得原本屬于種族主義、人種學意義上的“黃禍論”與這一時期的民族主義產生了關聯。

一

西方文化的古老源頭有希臘和希伯來精神。而“兩希”精神共同的特色之一是對人類(實指自我)無法避免的“命運”的預言，西方歷代的“智者”和思想家都帶有這種特征。所謂“黃禍”，就是對來自外部災禍的預言；所謂“白種人的衰落”和“歐洲的沒落”，則是對內部災難的預言。此類預言對于人們的思想影響，并不在于預言實現與否或者預言以某種變形出現，而是首先使人產生憂患和惕怵，或先發制人預杜外部可能出現的所謂災禍，或設法療治自身、提高和改善自己應對災禍的能力。預言、歷史記憶、現實感受三者結合，從消極面來說會使“災禍”的陰影揮之不去；從積極面來說，則有可能轉化為持續不斷的進取力。

在古代歐、亞兩大洲的沖突中，歷代王朝治理下的中國人和孤懸東北亞海隅的日本人，本來都與沖突無關。而近現代的西方人在談論“黃禍”的時候，無不把公元4-5世紀的匈奴人西遷和13-15世紀蒙古人西侵的歷史作為口實，煽起西方人的恐懼。其手法是先把古代的匈奴人和蒙古人“放大”為“亞洲人”或“蒙古人種”，然后又具體地縮小為中國人、日本人，而一律沿用“黃禍”之說。所以，盡管有孫中山、魯迅，以及日本的大隈重信、桑原隲藏，在批駁“黃禍論”時都首先指出了西方人在這個問題上的引喻失義，但是尋釁者仍像念慣了咒語的巫師，把“黃禍論”掛在嘴邊。

19世紀后半期，當西方人在東亞大力擴張的時候，出現了兩個意外情況。首先是擴張遇到了較大的阻礙，這是西方在向非洲、南北美洲和澳洲擴張時未曾遇到的問題。在日本，該國通過學習西法不僅迅速強大起來，逐漸擺脫了西方的鉗制，而且有跡象表明日本人可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在中國，雖然其“自強”運動進展得頗為艱難，但畢竟在工業化和軍事現代化上開始了起步。尤其是中國的儒學文明，在東亞一直與基督教文明分庭抗禮。而且中國人口眾多，不僅能為工業化提供足夠的勞動力，為軍隊補充兵員，還四出移民。日本國土狹小，也在向澳洲、夏威夷群島和美國西海岸移民。上述諸因素使西方人感到有一種潛在的或現實的威脅。

其次是當19世紀中葉西方在東亞高歌猛進之際，歐洲內部實則紛擾不堪，這不能不引起歐洲學者們的憂慮。法國貴族、外交家、人種學家約瑟夫·阿爾都爾·戈賓諾(Joseph. Arthur. Gobineau)在1853年寫了著名的《論人類種族的不平等》(Essai sur I’negalite des races humaines)，竭力論證白色人種比有色人種優越；但其思想還有另外一面，即在經歷了1848年歐洲革命之后，心中充滿了悲觀情愫，擔憂歐洲文明的沒落和白種人的衰退。而白色人種中的拉丁人面對英國的依然強大和德國、美國的興起，首先出現了“拉丁衰落論”，為了不自外于白色人種，因而掀起了一波“歐洲衰落論”的說辭。法國文學史家兼政論家埃米爾·法蓋(Emile. Faguet)在1895年也認為，歐洲征服世界的行動半途而廢，“非但失敗了，還把有色人種的世界發動起來了”，未來“也許黃種人會徹底戰勝白種人，再看得遠點，將是黑種人又戰勝黃種人。也許幾世紀以后，或是一二百年以后，將會出現一個黃種人的歐洲”。于是，一方面是東亞崛起或東亞“覺醒”論，一方面是相對的“歐洲衰落論”，兩者相形相映，自然會擴大“黃禍論”的市場。“歐洲衰落論”者中如戈賓諾、法蓋等人本身就是“黃禍論”者，在情感和心理上是集“白種人優越感”和“受害臆想癥”于一體的類型。

從19世紀90年代到20世紀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是“黃禍論”的流行高潮時期。中日兩國的甲午之戰一方面使西方感受到了日本崛起，另一方面使得他們猜測中國或許會因戰敗的刺激而奮起效法日本，或者與日本聯合甚至接受日本的指導，但無論屬于何種情況，都非西方之福。于是，德皇威廉二世廣為人知的“黃禍圖”及其后他與俄皇尼古拉二世的通信幾乎成為一時的輿論中心。此后二十余年，“黃禍論”者以中國及日本為對象的言說，大致不外以下數點：

第一，人種對西方構成“威脅”。白種人自以為是“上帝的選民”，血統高貴，智力發達，道德高尚，體形優美；而有色人種或智力幼稚，或頑固守舊而缺乏創造力，不講衛生，野蠻、落后。如果白種人與有色人種融合同化，白色人種就會“衰退”。美國人斯陶特就說，“高加索人種(包括它的各種類型)被賦予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種的最高尚的心靈和最美麗的身體，它高居其余一切種族之上。……不論哪一個種族加入到它里面來，都會對它起破壞作用”，“由于血液退化，種族也將退化。而一個退化的民族既不能指揮在肉體上和智力上具有較高天賦的民族，也不能比這個民族生存得更久”。斯陶特的話是特指應該禁止中國人與美國人通婚而言的。在他的認識中，中國人在肉體上和智力上不及高加索人種，但在有色人種中又是“具有較高天賦的民族”。唯其如此，對白色人種的威脅可能更大。

第二，人口的威脅。中國人口眾多，在19世紀末已超過四億，在部分西方人和日本人眼中，中國面積雖大，但相當多的地方不宜生產和人居，因而中國人為了生存，必然四出移民，與其他國家的人爭占土地。早在19世紀初，英國駐馬來亞總督拉斐爾斯就危言聳聽地說東南亞的華人移民在“建立第二個中國”；19世紀70年代，俄國的巴枯寧胡說中國人因國內“擁擠”而溢出境外，“不僅將充塞整個西伯利亞，而且將越過烏拉爾，直抵伏爾加河邊”；加上中國人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強，對生活水平的要求低，因而很容易“搶走白種人的飯碗”，甚至擠占白種人的生存空間。

第三，東亞文明的威脅。東亞文明對西方文明而言具有極大的挑戰性。西方人認為東亞人不理解、更難以接受民主、自由、平等之類的價值觀，頑固、守舊而且蔑視異類。他們認為中國文明帶有一種“原罪”，說“這些人已經達到了四千年的罪惡的頂點，達到了一種文明——這種文明是由于人口過剩產生——的罪惡的頂點”。更重要的是，東亞文明自成體系，對試圖進入東亞的西方文明極力排拒，即使移民境外，也“在一切環境中和一切變化之下仍然保持著他們獨有的民族特性”，因此不會被西方文明“同化”。兩種文明難以融洽相處，而且最終會使西方文明“喪失生氣”。

第四，經濟發展和政治獨立造成的威脅。19世紀晚期，日本工業生產的成就已使歐美國家感到恐慌，如果中國也逐步實現工業化，將會使歐美國家的經濟貿易處于不利地位，“鑒于中國人在工業方面的優越性，誰會對最后的結局還會有所懷疑呢”？尤其是如果“黃種民族在政治上完全解放，他們在現代化武器的配備之下站了起來，他們由于人數數量上的優勢，能夠把歐洲人和美國人趕出東亞，奪得亞洲甚至世界的霸權”。這種擔憂無疑從反面證明了西方國家無論如何也要保持自己在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在政治上要牢牢控制東亞的霸主心態。

第五，也是最危險最重大的“軍事黃禍”威脅。西方有人認為，“軍事的黃禍和經濟的黃禍是密切聯系的。龐大的和日益增長的亞洲人口將迫使他們從事擴張，而為了擴張他們將進行戰斗”。為此，他們作了簡單的兵力測算，說“四億五千萬人口的歐洲有五百萬武裝人員。人口比歐洲多一倍以上的亞洲，能夠輕而易舉地維持八百萬名陸軍”，“這就是東亞日益成長的力量，這個力量在幾年之內就要把英國趕出印度和澳大利亞，把法國趕出印度支那，把荷蘭趕出荷屬東印度。而在此之后，就要并吞西伯利亞，最后則壓服俄國本土，再一次像1241年那樣把難以數計的蒙古軍隊帶到德國邊界上”。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尤其是美國出現了一大批“未來戰爭小說”，虛構日本軍隊或日中聯軍在中亞、南洋群島、澳洲、甚至在太平洋和美國西海岸與西方軍隊大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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